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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试图启蒙中国家电零售业,等待中国消费者快速成长以匹配百思买模式的尝试宣告失败。“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价格很重要。另外,即便少数消费者喜欢这个商业模式,也不代表它是成功的。”百思买亚洲区总裁唐思杰(Kal Patel)在事后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说。
模式之困无需过多论证。但凡成熟的消费观念在中国均有落差。比如近期美国家居零售商家得宝在中国市场关店,一定程度也因为中国消费者缺乏DIY意识。但这仅是一个最浅显的认知。
“模式的改换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执行层面的问题。”一位百思买管理层向《环球企业家》坦承。一位内部员工也指出,那些有着丰富外资背景、英语流利、“讲起来一套一套”的管理人士无法在最接近顾客的门店中有更多作为,“符合当地需求的产销、企划和宣传根本做不起来。”
从百思买进入中国以来,最高管理团队已调换三班人马。“我们有过多任负责人,就像中国的王朝。”唐思杰曾戏谑说,这不利于百思买战略执行和改革的延续。第一任吕维民在一家门店上原地踏步四年之久,远未达到总部快速扩张的要求;第二任杨得铭共开出6家门店,且完成了对五星电器的全面独资,但这位从高毛利服装业出身的零售资深人士,却始终探不到低毛利的家电零售业的水底,只得遵循总部的运营规则。“谁好谁不好,我们不评判,但我们有自己的方式。”2009年年中接受本刊专访时,杨得铭说。一位百思买离职员工说,到了后期,杨甚至不再过问公司业务;2009年10月,当杨提出离开后,原本主管上海地区业务的宋大卫被提升至中国区总裁一职,而原本主管百思买美国地区业务的唐思杰被任命为亚洲区总裁,主管中国和土耳其地区。
此项任命是在百思买将自己真正定义为一家国际化公司后做出的,原本的美国和国际业务被划分成了北美、欧洲和亚洲市场。作为百思买全球重要决策者之一,当初百思买进入中国和收购五星电器的最有力推动者,在中东长大的美籍印度人唐思杰,参与中国业务的运营,成为总部和中国市场有效的沟通桥梁,多少推动了此次百思买中国战略的改变。
“他非常具有前瞻性、创新和变革意识。”一位五星电器员工如是评价唐思杰。从2010年3月到任,唐就开始敦促宋大卫培养本地人才,去年夏天接受本刊专访时,唐提到几乎每两周他就要叮嘱宋,他的第一原则就是建立本地领导力。
但令唐思杰深感矛盾的是,以他的经验来看,美国市场几十年前的状况与今日的中国类似,他愿意花点时间等待中国消费者成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此时唐的团队已经肯定了五星电器的盈利模式,并鼓励其积极扩张;与此同时,他和宋大卫从五星团队学习了家电需求的淡季、旺季,怎么在黄金周做生意,并将这些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元素添加到百思买模式中。去年“十一”长假,百思买投资了1千多万元进行了大规模促销,但结果不甚理想。一定程度上,这次失败也诱发了百思买模式在中国市场的终结。
尽管宋大卫一连用三个“本土化”向本刊强调他们所做的努力,但纠结的过程和失败的结局都指向了同一个本质问题:本土化人才和经验过于欠缺,只能过分依赖在美国市场的经验,而西化的高管团队对中国市场缺乏深刻理解,最终导致百思买模式无法适应中国市场。
慎重的错误
诚如这场突如其来的关店风波,其背后也充分暴露了百思买的中国困局。
据一名员工回忆,公司高层事先签署了保密协议,未走漏任何风声,但还是可以从一些举动中窥见端倪。比如关店前一天是星期一,采购部照例需要补货,但员工却发现大仓不能转货,无法给供应商下单。另外,春节过后,百思买的老外高管们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开会……只是,反常状况并没有让人预料到结局。一夜之间,“Best Buy”品牌像个匆匆卸妆奔逃出舞台的演员,让安心等待着好戏上演的消费者、员工和供应商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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