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集团改制老鼠仓调查：厂长3年掏空2.5亿

　　原三九集团特有的“个人负责制”造就的混乱局面,在近年来在原三九集团旗下子公司中仍偶有浮现——这种强权治理的背后常常伴随着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

　　根据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09年-2010年出具的《关于对襄樊三九酿酒厂原厂长马永富任期经济责任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以及该公司向襄樊市检察院提交的报告显示,在原三九集团的子公司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三九长江公司”）旗下子公司襄樊三九酿酒厂,原党委书记兼厂长马永富,在企业2005年改制遭遇阻碍之时,借助产权“真空期”,逃避上级公司监管,造成企业连年亏损,不到四年时间,国有资产流失达2.5亿元。

　　与此同时,有三九酿酒厂高管向记者透露,酒厂管理层贪腐成风,职工盗酒成瘾,顶峰时期,三九酿酒厂门口小吃一条街上,所有店铺常年卖的酒都是酒厂职工用医用葡萄糖瓶或饮料瓶偷灌的好酒。

　　2009年,马永富被三九集团撤除酒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之职,但仍担任国企三九长江公司副总,前述三九酿酒厂高管指出,这期间,马永富以个人名义联合组建湖北大汉光武酒业有限公司,与三九酿酒厂展开恶性竞争,导致后者销售大受冲击。

　　于是乎,在三九集团光环下,一场掏空与反掏空的国资争夺战在古城襄樊上演。

　　“个人负责制”下的蛋

　　记者获得的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09年出具的尚未完结的《审计报告》指出,“马永富任职期间,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一手遮天,蓄意扰乱酒厂管理,利用其亲信大肆挥霍贪污、利用对外投资和开辟外市场转移贪污巨额资金,各种费用连年大幅增加,造成企业连年亏损,亏损额巨大,2000年-2009年1月,酒厂（含演义公司）累计亏损141009171.77元（不含未入账的东莞联络处亏损48705484.22元及库存盘点损失2631018.71元）。”

　　襄樊三九酿酒厂前身襄樊市酿酒厂,创建于1956年,是由襄樊市政府出资建立的地方国营企业。多年来,该厂连续亏损,1996年销售收入仅2000多万元,人均工资仅200多元。

　　1996年至1998年,为响应党和国家关于“鼓励兼并,规范破产”、“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使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号召,根据三九企业集团“二次创业”的发展战略,三九集团全资子公司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在短短14个月内兼并了中南五省国有企业55家,总资产高达72亿元,这其中就有襄樊市酿酒厂。

　　当时襄樊市政府希望将该市6家濒临破产的老国企都交由三九集团兼并,最终,三九长江公司选择了襄樊酒厂一家。

　　1997年,三九长江公司以人、财、物、产、供、销、债权、债务一并接收方式将襄樊酒厂兼并,酒厂由襄樊市市属国有企业成为中央国有企业后更名为襄樊市三九酿酒厂,由三九长江公司承担具体管理工作,邹远东任法人代表,聘任兼并前的厂长马永富担任党委书记、厂长。1995年5月,马永富由襄樊市谷城县庙滩镇党委书记任上调往襄樊市酿酒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

　　1997年7月19日,由于当时三九集团独特的“个人负责制”,三九长江公司发文授权襄樊酿酒厂,厂长马永富生产经营权,班子组阁权,机构设置权,人事管理权,财务管理权,收入分配权。全权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日常事务,独立行使该法人实体的民事权利,并独立承担该法人实体的民事责任。

　　并入三九集团后,根据当时央企并购困难国企可以享受企业银行贷款挂账停息政策,即历史贷款欠息全部挂账,兼并后再停息5年的优惠政策,三九长江公司为三九酿酒厂争取到免息政策4000多万元。轻装上阵的三九酿酒厂借助三九品牌优势,进入了销售收入飞速增长期,年销售收入由兼并之前1996年的2000多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2.1亿元,11年的时间增长了近10倍。

　　在销售收入脱胎换骨式发展的同时,原三九集团“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也为三九酿酒厂在管理和财务上埋下了隐患。三九酿酒厂部分高管向记者反映,由于产权约束机制的缺失,原三九集团五级管理体系中,三级以下处于失控状态,三九酿酒厂不可避免地复制了原三九集团的通病:山头主义、政令不通,财务管理混乱。三九酿酒厂逐渐成了“个人负责制”管理机制下马永富“一个人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