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及港台学者呼吁：不能让富士康制度成为工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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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10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率先披露《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后，9日至10日，内地及港台20所高校百余名师生在京聚会，并联名向全国总工会、富士康集团、苹果公司等发出公开信。

　　“我们关注富士康事件，不仅出于学者的良知。更主要在于，我们意识到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生产管理制度一旦扩散开来，不单是代工企业工人的悲剧，也是全球工人的悲剧。”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黄德北对本报记者说。

　　学者痛斥“资本之恶”

　　9日8时许，本报记者赶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会议室时，只有几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已经挤满了人。参与调研的中国香港、台湾高校的师生也到了现场，还有专程从美国赶来的社会学家李静君等人。

　　这些高校的师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广州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大学等。讨论会上，学者们对富士康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厉声痛斥。

　　“这是一种资本之恶与权力之恶的叠加。”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富士康的生产管理制度，剥夺了员工的社会生活，消除了其社会性。跳楼事件后出现的“员工关爱中心”演变成“对员工的监控中心”。

　　“劳资关系严重失衡是富士康问题的根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只有将劳资关系重新调整，才能解决富士康问题，乃至大量企业的农民工问题。”

　　曾经在富士康工作过16年、做到“公司重要执行层管理干部”的张厚飞也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他于今年7月从富士康辞职，理由是发现富士康长期克扣、托欠加班工资，欠缴和未全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更没有为那些在有毒有害工作环境下的员工做职业健康检查。

　　张厚飞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富士康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但企业管理严苛、死板，管理风格粗暴；员工只是在重复机械性地劳作，身心疲惫，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公开信》的建议

　　会上，主办方印发了《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和6份专项报告，以及《致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先生的一封信》、《致苹果公司的公开信》和致全国总工会领导的信件等。

　　在给全国总工会领导的信中指出，在富士康号称工会覆盖率100%的深圳厂区，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富士康企业工会或是开展主要由办公室人员参与的活动，或是开展向管理层谄媚的所谓“誓师大会”，完全无视工人的需求。

　　在写给郭台铭的公开信上，学者们表示，最近富士康在大陆快速扩张，意欲打造一个规模多达150万人的“代工帝国”。而此前郭台铭公开表示，员工自杀与富士康的管理没有直接关系。将这两者联系起来，难免忧虑：一个在生命惨剧面前缺乏深入反思的“巨无霸”企业，其快速扩张除了带来自身竞争力增强、股东财富数字上涨外，会给广大工人带来什么？

　　《致苹果公司的公开信》主要由香港、台湾高校的师生撰写。台湾大学教授夏铸九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顶级科技公司的生产订单，其背后的‘凶手’是那些品牌商们。因此，有必要通过品牌商的压力，督促富士康进行生产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改进。”

　　学者们建议苹果、诺基亚、惠普、戴尔、索尼等富士康的买家，改革采购模式，提高单价，以确保工人有生活工资，并就其供应商的工人压力和工作条件展开调查，敦促供应商保障工人合法权益。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们还提出三点建议：要求富士康继续改善工厂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监管；适时调整劳资关系，完善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加强对工人的劳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