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时机已到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意义重大。设定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提高目标均已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的形成，为中央应对金融危机打下了坚实的财力基础，提高了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1994年至今，我国财政体制在保留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局部调整，但零散化的改革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不相符的。全面重构财政体制时机已到。

　　第一，财政转移制度的零散化需要启动全面重构财政体制改革。我国财政体制一直注意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现行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种类繁多，既有均衡性转移支付，又有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制度等。转移支付的种类与政策相关性强，有利于政策的落实，但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因此不够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确定性制度激励性效果的发挥。而且，各种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都具有财力性转移支付的特征，转移支付目标存在交叉和重叠，影响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合力的发挥。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透明度不够，也不利于地方政府预算的规范化。

　　第二，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具体税制改革的进行。除了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属于中央税之外，其他营业税都是地方税。因此，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较为突出。增值税是共享税，收入的75%归中央，25%归地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将适用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以减少服务业的重复征税。但因此所进行的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势必影响地方税收收入。增值税扩围改革必然要求重新划分税收。

　　第三，彻底的分税改革才能增强制度的激励。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减少了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扭曲，但所得税分享改革属于增量改革，保证了地方2001年的所得税收入基数，不属于彻底的分税。与此同时，增值税和消费税分税也是在保证地方存量收入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同样属于不够彻底的分税，亟待规范化。

　　第四，地方财政财力不足影响了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隐含着多种财政风险，迫切需要财力格局的调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特别是基层财政困难，严重影响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我国为此采取了包括扩大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和种类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措施，保证了基层财政的正常运转。为了保证地方财政的运行，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举债已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建设，隐含着多种财政风险，迫切需要财政体制的规范化。

　　第五，省以下财政体制选择还有待进一步规范。为了保证地方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的财力，我国近年来开始实施财政省直管县体制。从1980年以来，历次财政体制改革都将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选择权赋予地方。这种做法给地方探索适应自己特点的财政体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适应了各地情况。由于改革尚在起步阶段，相关的配套改革尚未跟进，各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进展不一，影响了改革的效益。

　　第六，国有资本收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国有资源收益基本上未纳入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划分范围，对地方政府行为带来了扭曲性的影响，特别是国有土地事实上的地方所有制，对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各地形成了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中国式土地财政模式。

　　改革的难点

　　第一，全面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要性容易为当前的一些表象所遮盖，使得改革的必要性不能得到很好的认识，从而可能耽误改革进程。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财政状况较好，特别是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较强，财政体制潜在的问题不易看清。再加上与1994年之前的财政状况相比，现行财政体制对中央财政财力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担心全面重构财政体制会带来中央财政收入下滑，从而在改革面前，畏首畏脚，耽误改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