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外交新局(2)

　　面对中国

　　与中国的关系将是阿什顿的一大挑战和机遇。

　　去年年末，经历了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风头被“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盖过，英国毒贩阿克毛在中国被处死刑等事件，欧洲政策界掀起一阵反思对华关系的热潮。欧洲突然意识到：他们原来在对华外交上不免过于天真，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撬动力和中国的外交策略都认识不足，对于接触中国就能让中国认同、融入已有国际体系的想法过于一厢情愿。

　　但没有人认为欧盟应该掉头走向遏制中国的极端。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欧盟会在今后与中国的交往中更加讲究“有予有夺”。

　　欧盟的反思之一是，对华关系问题上成员国的各抒己见、不加协调，对加强欧盟外交声音于事无补。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8年因为德、法等欧洲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决定会见达赖，原本无风无浪的中欧领导人峰会突然被中方叫停。以法国为例，只是在法方重申了照顾中国重大利益和核心关切后，两国才在G20伦敦峰会前夕通过发表《联合声明》恢复了关系，并通过总理菲永和总统萨科齐相继到访，双方合作步入正轨。

　　对此，8月30日在北京的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对本刊记者表示，“尽管高潮和低谷都是伟大古老友谊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会尽力避免两国彼此疏远。”

　　但欧盟从中吸取的教训不会是就此息声—欧洲民众对人权问题的高关注度决定了欧盟以及各国政府必然继续高举人权大旗。这个时候，他们庆幸于《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在外交事务中可以发挥的更大作用，今后成员国将更多地将人权这样的棘手话题交给布鲁塞尔，从而腾出手来与中国进行其他更具体事务的谈判。

　　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曾对本刊记者说，像人权这样的问题交给布鲁塞尔，是因为“一个声音说话好过27个声音”。但由于欧盟“全体一致”的决策机制，欧盟能做的只是27国的最大公约数。各个成员国还会根据自身需要，在欧盟基础上加码。

　　欧盟的另一个反思是，过去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诉求过多，叫人“摸不着头脑”。本刊记者曾听多位欧洲智库学者转述过中国外交官对欧盟这样的看法，“欧洲到底要什么？”中国更喜欢与美国外交官打交道，因为美方代表团到中国来，总能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议题排序，重点一二三，双方因此能够开门见山，直来直往；而欧盟官员来到，往往带着一份长长的清单，并决定不了其中的哪些更重要，哪些可以让步，因此与欧盟的谈判效率低下。欧盟在具体问题的立场上也往往随着成员国之间较量的结果而改变，中国难免意兴阑珊。

　　为此，欧盟重要的智库“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ECFR）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对华外交的报告中建议，欧盟要将对华关系置于全球框架下。报告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政策重点：贸易与投资政策、产业与技术、气候变化、核扩散与伊朗、人权。

　　9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与阿什顿举行会谈时，则点出了经贸、绿色经济、高新科技等重点合作领域。双方关注点的交叉和差异可见一斑。

　　阿什顿此次已是在“欧盟外长”任上的第二次访华，对于她能将中欧关系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新平台，她身后没有太高的期望值。欧盟在线媒体《欧盟观察家》发表评论，悲观地认为虽然中欧建立起了“战略对话”，但中欧双方对“战略”一词的理解存在本质不同—中国理解的“战略”是长期的利益，欧洲理解的“战略”却是当下的要点。

　　的确，中欧之间并不是缺少对话，相反，对话机制林立：1998年，中欧开始了每年一届的中欧领导人峰会；2003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中欧间开始有了副外长级别的“战略对话”；贸易、经济、人权、政治等方面的对话往来也不可谓不频繁。但效果却见仁见智。

　　对中国来说，阿什顿的出现值得期许。至少，欧洲现在有了阿什顿这样的“接线员”，中欧外交的脉络或许能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