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外交新局

　　随着欧盟外交权力的集中，中国需要应对一个更加统一的欧盟。

　　□ 本刊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见习记者 陈沁 记者 黄山 | 文

　　“请叫我Cathy，大家都这么叫。”今年5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时，面临整个礼堂满满当当的听众，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首先声明。她不想人们称呼她在英国的封号“女勋爵”（Baroness）。

　　阿什顿现在的职务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通俗一点可以说成“欧盟外长”。这是2009年欧盟《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新产生的一个职位，将原有的欧洲理事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合二为一，结合前者在欧盟共同外交与防御政策上的代言权，与后者在对外关系事务方面的财权，意在赋予欧盟在外交事务上的更大权力。

　　作为欧盟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阿什顿没有很多女性高官那种“铁娘子”的架势。走在街上，你可能会认不出她来—也许因为她没有撒切尔夫人或希拉里那样标志性的发型。从被任命为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的第一天起，她就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冷嘲热讽，甚至是面对面的刁难。

　　无需避讳的事实是，她之所以能当上首任“欧盟外长”，运气胜于资历。她的外交履历几乎为零，刚任欧盟贸易专员不足两年，国际声望也低。之所以被选上，只因为她属于一个中左翼政党、是英国人、也是女人。

　　去年年末，在首任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的争夺战中，原本呼声较高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终敌不过反战人士的强烈抗议而无缘此职。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由英国人担任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即成为各成员国心照不宣的协定。再加上欧盟委员中中右翼政党居多、女性比例不足，身为英国左翼工党党员的阿什顿就成为各方勉强接受的妥协。

　　阿什顿的硬伤是，她这辈子担任的政治职务从来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被任命的。学社会学出身的她早年任职于一个民间反核武器组织，后来的经历也主要以社会工作为主，接触的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教育、医疗等等民生话题。直到1999年被授勋进入上议院，开始负责宪法、司法方面的事务。外交经验的空白使得对阿什顿能否胜任“欧盟外长”的怀疑至今没有平息。

　　年初上任后，阿什顿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设计出欧盟外交的新体系—“欧洲对外行动服务署”（EEAS）。要让这个新机构发挥作用，她就要尽量争取发展援助、邻国邦交等重要问题的决定权，但又不能要得太多，否则会让欧盟委员会觉得受威胁；她要尽力说服疑心重重的欧盟议员给与这个组织充分的预算；她还得计算出如何分配27个成员国外交人员的比例，以免被人指为“厚此薄彼”。

　　EEAS的组建方案已于7月获欧洲理事会通过，将于今年12月正式成立。能够顶住巨大压力按时完成EEAS的组建计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位外表温和的女高官内心的坚韧。

　　没有经历过威斯敏斯特勾心斗角的阿什顿，身上少了英国政客常见的那种狡黠，多了一分直率的清新感。从个性角度上说，她或许是中国人更喜欢接触的类型。

　　在这次来华出席中欧战略对话前，她再次受到了来自法国的攻击。法国外长库什内不满于阿什顿为访华放弃参加9月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谈，称欧盟作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最大资助方和中东问题国际四方的一员，缺席如此重大会议是“一大憾事”。但阿什顿认为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开启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比出席华盛顿会议更有实质性内容。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她讲了一个自己最欣赏的笑话。在里斯本条约创立“欧盟外长”前，人们经常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问，要打电话给欧洲，应该打给谁？意思是欧洲没有一个具体的代言人。现在有了“欧盟外长”，这个笑话也过时了。新的版本是：打电话给欧洲（当然是打阿什顿的号码），有人接了，这个时候你会听到：德国立场，请按1；法国立场，请按2……如何成为欧盟27国外交事务令人信服的代言人，是阿什顿任期内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