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7月券商IPO承销收入同比翻倍 40家公司仍未开张

　　今年以来，受益于新股发行常态化以及科创板业务贡献，券商IPO承销业务收获亮眼成绩单。8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前7月券商IPO承销合计收入114.17亿元，同比增幅翻倍，与此同时，行业业绩分化明朗，有40家券商今年该业务颗粒无收。伴随着注册制的实施，中介机构责任加大，对其风险质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券商也将目光投向内部组织架构改革，以更好应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

　　科创板贡献IPO承销主要增量

　　今年以来，券商投行业务斩获颇丰，其中IPO承销业务表现尤为抢眼。8月5日，北京商报记者据Wind数据统计，2020年1-7月IPO承销共计为53家券商贡献收入114.17亿元，这一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0.4%。

　　从募集资金情况来看，今年前7月券商IPO承销募集金额高达2396.3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1050.14亿元，同比增长128.19%。

　　“承销收入上涨主要原因是承销金额上涨，而承销金额上涨与企业发行家数较去年同期增长有关。”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以来，新股保持常态化发行，且监管审核节奏有所加快。数据显示，前7月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IPO项目270家次，过会率为94.44%，对比去年同期情况，发审委审核首发项目仅115家次，通过率为85.22%。更多的过会企业，意味着会给券商带来更多的承销保荐收入。

　　梳理今年上市项目情况可以发现，今年前7个月，共有201家企业成功上市，对比来看，去年同期有103家企业上市，这其中增量主要来自于科创板项目持续扩容的贡献，今年前7个月有73个科创板项目成功上市。

　　“受益于科创板注册制的稳步推进，券商IPO承销收入较去年同期显著增加。去年上半年科创板尚未推出，至今科创板已运行一年有余，是券商承销业务收入在今年实现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如是说。

　　40家券商承销收入“挂零”

　　在券商IPO承销业务大幅增长的同时，分化趋势也越发明朗。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93家拥有承销保荐资格的券商中，有40家券商IPO承销收入“挂零”，包括红塔证券、首创证券、英大证券等至今“未开张”。

　　而头部券商在IPO承揽与发行方面，正不断体现出整体服务优势。从赚钱能力来看，“三中一华”地位不可撼动，年内收获盆满钵盈。中信建投、中金公司今年前7月IPO承销收入均超10亿元，分别收入14.34亿元、10.54亿元。中信证券紧随其后，以8.37亿元的IPO承销收入排名第三，华泰联合证券以7亿元收入列于第四位。“三中一华”分食32.25%的市场份额，此外，排名前十的券商IPO承销收入合计占券商该项业务整体收入超过六成。

　　在科创板业务方面，项目向大券商集中趋势也愈发明显。Wind数据显示，目前有7家券商服务科创板项目在20个以上，中信证券服务家数最多，为55家，中金公司服务37家，中信建投、华泰联合、国泰君安服务家数分别为34家、32家、31家。

　　对此，王骥跃表示，排名前十的券商已经占据半数以上市场份额，而排名靠后的券商，在市场知名度较低，难以获得业务机会。从机制、人才、市场方面而言，中小券商相对落后，综合竞争力较头部券商而言也不足，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劣势。

　　中介责任加大券商革新投行框架

　　“大投行”时代各券商竞速，也对其合规风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就在券商总体承销收入大幅上涨的同时，部分保荐机构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7月3日，证监会官网集中公示了14张投行罚单，科创板业务成为违规“重灾区”，监管点名的券商投行包括海通证券、德邦证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招商证券、光大证券等。此外，受累康美药业300亿财务造假案，广东证监局7月22日公示了对于作为“看门人”的广发证券开出的15张罚单，该公司保荐机构资格被暂停半年。广发证券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将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并按照内部问责制度对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

　　伴随着注册制的实施，中介机构的责任加大，部分券商也将目光投向内部组织架构改革，以更好应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例如，近日，华安证券投行部进行了包括将“投行综合管理(质控)部更名为质量控制部，专职于投行业务质量控制工作”等三项组织架构调整。此前，今年4月国泰君安也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其中包括设立投行事业部，下设投资银行部、债务融资部、资本市场部、投行质控部等4个部门。原质量控制组更名为投行质控部，调整为一级部门。

　　对此，何南野指出，投行的质控部，主要在投行内部把控好项目的风险，属于第一道防线，也是较为重要的防线。在当前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项目风险也在不断放大，这使得项目团队与投行质控部、公司风险管理部需配合更加紧密，合作信息充分分享，利益更加一致，共同把控好项目风险。“整体来看投行业务架构的调整，核心是服务于业务发展，目的是为了理顺权责利之间的关系，改革之后的投行架构，灵活性更强，更有利于当前注册制改革发展的需要。”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嫡 实习记者 李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