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后杨维骏反对昆明新城建设 曾经举报褚时建(2)

“反右”前夕，费孝通响应中央“百花齐放”的号召，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给党提意见，这篇本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文章，最后变成了“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费因此被打为“右派”。消息传到云南，担任过费助理的杨维骏被领导要求检举费孝通“反党行为”。时任政协副秘书长的他不肯检举，说：“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一句“不能瞎编”，让杨维骏也变成了“右派”，他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改造。

这对杨维骏打击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从小满腔热情参加革命，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自觉看不到出头之日的他，向太太王婉琪提出了离婚。那时，他们结婚没多久，妻子刚刚有了身孕。“我不忍心太太连累受苦，她年轻漂亮，我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他回忆说，当时他就打算离完婚，去触电自杀。但比他小13岁的王婉琪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丈夫的请求。

妻子的坚定，让杨维骏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我要保护她，怎么挣扎也要活下来。”从此以后，无论是在最初的劳动，还是“文革”中的冲击，再艰难的日子，杨维骏再也没动过“死”这个念头。

“右派”的帽子，杨维骏一戴就是20年，他的一双儿女，也在父亲的“帽子”下慢慢长大。杨维骏说，他从不给儿女帮助，儿女也不会要父亲给他们便利。“他们都经历过那些岁月。”因此不会问我要求什么。

曾经举报褚时建

1978年，杨维骏平反。此后，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年的“右派”生涯，没有磨灭杨维骏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恢复工作后，就开始跟腐败较上了劲。“我监督的都是副厅级以上的干部。”老人有些自豪，对他来说，反腐和为民，对杨维骏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

这并非没有给老人带来麻烦。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向中央举报一个高官，于是，出于某些原因，第七届人大代表老人就没有当。也因为这个事情，老人的政协副主席本来还可以再干一届，但是1993年就让他退下来了。

杨维骏在云南最为人熟悉的是褚时建案。杨老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有举报人反映，红塔香烟出厂价与市场价相差竟达一倍，厂长褚时建利用职权获得了巨额非法财富，甚至有省内领导干部子女牵涉其中。

彼时的褚时建在云南呼风唤雨，而里面还牵涉到领导干部，举报谈何容易。然而，老人并没有停下，依照线索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份材料递交到中纪委有关领导手中。

1999年，云南前红塔山烟厂厂长褚时建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做官这些年，杨维骏从不让秘书帮他写材料和发言稿。在政协当副主席时，代表政协出席各种会议，他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受……委托，代表政协，祝贺什么会议胜利召开”； 第二句话，就是“请允许我发表个人意见”。“我从来没有叫秘书来写过什么。”老人特意加重了语气：“ 我讲一些实话，真话，有意义的话，不愿讲官话、套话，官样文章没必要。”

刚退下来那会，省委都会定期举办会议向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工作进展，每次听取老干部发言，并让老干部提意见。杨维骏都会准备厚实的发言稿，要求发言，但结果往往让领导脸色并不好看。这种事情多了，就没人再叫他去开会了。

杨维骏倒是不在乎。他说他房间里挂着兄长杨维骞所赠两首诗，其中一首题为“自勉”诗作写道：“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父亲杨蓁拓片也挂在房间里，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两封家书悬在头顶，我断然不敢背弃。” 老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还是坚持，反正我力所能及，看见有人贪，有人欺负老百姓，我就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就要举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是为了吃好喝好玩好，为老百姓做事我心里很舒畅。多做一点算一点，该说要说，该做要做，人活着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