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后杨维骏反对昆明新城建设 曾经举报褚时建

杨维骏带领群众上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罗道海 摄

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路琳娜 发自上海

杨维骏的配车开进了云南省政协大门，他的后面，跟着2辆面包车。

警卫愣了一下，放了行。

进了院，车门打开，出来12个人，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杨维骏带着他们到政协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

村民们的房屋在2010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冬天到了，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村民们跑了80多次政府，都没用。

12月17日，村民又去反映问题，依旧无果。百般无奈中，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了电话。

杨维骏向老干部处借了个工作人员，坐着车直奔韩家湾村。站在拆迁过后遍布瓦砾的废墟上，他很久没做声。然后，老人吩咐身后的工作人员拍照、取证。一切妥当，杨维骏向村民们挥了挥手臂，“上车，跟着。”

当天，杨维骏跑上跑下，身后跟着12位访民“招摇过市”的消息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上门，就他“是否应该用配车带村民上访一事”跟他辩论，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2个小时后，处长哑口无言地告辞。

家传正义

1922年，杨维骏出生在云南昆明，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

这是一个显赫的家庭。

父亲杨蓁为滇中名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支队长、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滇军第三卫戍司令、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与朱德也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

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3年后，杨蓁在广西遇刺身亡。

一家人随着母亲逃到上海，躲进法租界，这一躲，就是整整12年。杨维骏说，这12年里，他见惯了世态炎凉，也看尽了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嘴脸。而母亲每晚都会给我讲父亲的故事：“讲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讲父亲带兵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讲昆明第一条公路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

从父亲的故事和法租界的经历中，他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我同情黄包车夫，同情挑担子的老百姓。我要反抗，不是我一个人，整个民族要反抗。”杨维骏至今清晰地记得，在靠近华龙路、环龙路的法国花园旁边有一家书店。有一次，哥哥带着他去书店看完书出来时，被外国老板挡在门口捉弄。当天晚上，年幼的他便捡了块石头，砸向了书店的玻璃。

1937年，大哥杨维骞为了复仇，跑到云南投考军校，一家人再次回到昆明，这时，杨维骏已是15岁的少年。2年后，大哥杨维骞把杨家认定的杀父仇人、前军阀范石生打死在昆明城门下。大仇得报后，杨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昆明正式安定下来。

跟父亲和大哥相反的是，杨维骏并未从军，而是选择了从政。他考入了云南大学政治系，当时云大人才济济，费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在学校里，他是云大自治会主席，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毕业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这个期间，他曾经要求入党，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并让他回到云南，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

经过杨维骏等人的努力，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最终起义。“我在其中只起了一点点小作用。”杨维骏在电话里笑了一下，他说，解放后，自己又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但这一次，组织依然拒绝了。领导对他的指示是：“你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杨维骏仕途顺畅。37岁时，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不肯检举费孝通

1959年，一夜之间，杨维骏成了“右派”。

195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前往云南进行调研，云南方面委派曾经跟费孝通有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费孝通的调研助理。“费孝通是个知识很渊博的人，我对他心悦诚服。”杨维骏说，在费调研期间，他跟费孝通相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