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落户限制等于放松楼市调控？发改委昨天回应了

　　5月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从多个方面推动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6日，国家发改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详解意见具体内容，对大众关心的放宽落户是否意味着房地产调控放松、工商资本入乡发展难该如何解决、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放宽落户不等于放松房地产调控

　　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截至2018底，仍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

　　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亚军在发布会上表示，要解决好落户的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光靠小城镇、小城市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意见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国家发改委近期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明确了相关城市放宽落户的具体要求。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频提放宽落户限制，也引发了是否会放松房地产调控的猜测。对此，陈亚军在发布会上回应称，放宽落户不等于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不管户籍制度怎么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是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

　　陈亚军表示，应该始终把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这个底线坚持好，城市既要满足刚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同时又要坚决避免投机者借机“钻空子”，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也是“因城施策”的体现。陈亚军表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多的通过优化积分落户的政策来调控人口，既要留下愿意来城市发展、能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口，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的蔓延。同时个别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要严格把握好人口总量控制的这条线，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引导人口合理的流动和分布，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

　　工商资本入乡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

　　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工商资本的支持。工商资本入乡发展，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一个重要举措。

　　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表示，工商资本下乡带去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以及人才。所以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可以说乡村有需求、资本有动力、发挥作用有空间。有些地方工商资本入乡，“激活了一片区域、壮大了一个产业、带动了一方农民”。

　　但不可忽视的是，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可能会面临一些合作机制、利益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对此，周南指出，一方面，要优化乡村基层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支持、稳定政策预期，引导好、服务好、保护好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守住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守住农民权益不受损的底线。

　　意见提出，建立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法律规划政策指导和诚信建设，打造法治化便利化基层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工商资本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资金、产业、技术等支持。完善融资贷款和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等政策，鼓励工商资本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农业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进入乡村生活性服务业。

　　并且，支持城市搭建城中村改造合作平台，探索在政府引导下工商资本与村集体合作共赢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建立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农地农用，防止农村集体产权和农民合法利益受到侵害。

　　多渠道促农民增收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下降，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的缩小幅度逐渐收窄，农民持续增收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从最高点的2007年3.14倍，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2.88倍，进而下降到2018年的2.69倍。

　　为进一步完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让农民富起来，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意见明确，统筹提高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方面的收入。

　　其中，在工资性收入方面，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减少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是对没有落户城镇的农民工，要从优化就业环境、扩大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三个方面入手，来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方面，既要完善财政、信贷、保险、用地等政策，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收入；又要提高职业农民技能，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筹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

　　除上述四个渠道外，陈亚军还指出，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关键靠分子和分母联动，一个方面要做大分子，另一方面要缩小分母。

　　所谓缩小分母，就是减少农民。陈亚军表示，农业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27%左右，农业产业增加值占GDP7.2%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要持续转移农业就业人口，特别是通过城镇化来减少农民。这样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能够占有更多农业生产资料、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有利于推进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

　　所谓增大分子，即提升农业的价值链。陈亚军表示，通过农业农村新业态的培育，包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拓宽或者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两方面入手，才能真正实现农民收入的持久稳定增长。

　　记者 |周程程编辑| 陈星 李净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