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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20到“G2”,再到最近刚刚出现的“G0”,围绕“二十国集团”这个当前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学界和政界从来不缺少话题。本周末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即将在巴黎举行,“G0”论的出现仅仅是个别学者为吸引公众眼球而搞出的学术噱头,还是确实代表外界对G20协调机制的一种悲观预期?本次财长会又能否对这样一种悲观论调给予有力回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2月16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后危机时代国际协调面临更大困难,但G20成员国仍面临许多共同问题和迫切愿望,这个平台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并没有消失。如果各方能够拿出足够诚意并付出努力,通过G20平台来改善全球治理仍大有可为。至于本次G20财长会,刘友法认为各方围绕制定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体系、建立资本流动管理框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及抑制大宗商品市场投机等热点问题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但前提是需在明确长期方向的同时对现实条件有清醒认识。
G20不是“G0”
所谓“G0”,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这一论调的提出,源于美国智库——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今年初提出的世界面临“G0”风险。随后,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又将这个概念带入达沃斯论坛。刘友法认为,尽管“G0”论的出现不排除有文字游戏嫌疑,但也确实反映出学界和政界对于全球?a href="http://q.stock.sohu.com/cn/601988/index.shtml" target=_blank>中行骰颇芰托Ч慕孤恰?/P>
眼下全球经济进入新的增长期,但总体看后劲不足,只是靠发展中国家粗放式的增长来推动,而没有出现以往每次危机后都涌现出的新技术和产业推动力。面对这样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格局,G20财长会可能需提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思路,防止各国迫于经济发展困境而走单边主义的老路。而鲁比尼等人的“G0”担心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单边主义倾向之上。不过,“G0”论者只看到了各国复苏步伐不同、分歧逐渐突出,却忽略了在许多关键领域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有增无减。
刘友法认为,G20作为全球协调机制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其中最为迫切的是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与秩序。比如,危机后急需建立的预警机制、监管机制、救助机制、发展支持机制、面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咨询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培养机制等都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些机制是防止未来危机重演以及改进未来危机治理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也只能在G20这个目前最广泛的平台上找到答案。面对上述关系到每一个成员国利益的共同问题,G20的继续存在与发挥作用都不容置疑。
建立指标体系谨防急于求成
法国经济部长拉加德近日表示,希望可以在财长会上就如何确定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系列指标达成一致,以便使各成员国在出现经济失衡情况后采取协调措施有效消除这种失衡,以保证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而一份欧盟报告显示,G20成员国希望这些指标包括经常账户差额、公共赤字和债务、私人债务、储蓄率、国外净资产头寸和有效汇率等。
对于这个问题,刘友法的看法是建立可持续的基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衡量指标体系是一个长期努力方向,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呼吁全球化的治理,只有标准清晰了,才能保证监督与管理的有效性。不过他同时提出,人们需要看到目前全球经济南北不平衡、区域不平均以及治理结构不平衡仍然十分突出,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以及面临的问题和主要矛盾等方面也不同步,其直接结果就是各说各话,难以形成各方认同的衡量标准。因此,在努力探索这一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及具体的经济结构特点,不能“一刀切”。现阶段更现实的做法是各国努力寻找共同点,在最迫切的领域争取达成一定的指标范围(而非具体指标数字)。这些领域可以包括主权债、公司债、机构债的规模控制,内外经济平衡,产业经济平衡,消费与投资平衡以及地区发展平衡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谨防‘被忽悠’,要防止在某些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下,把长期方向性的目标放到短期来完成,从而提出与我国承载的国际义务与能力不相符的指标。”刘友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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