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博弈：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吕学都，是亚洲开发银行（ADB）气候变化问题和碳市场顾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所做的决议，以及各国政府在双边会晤、多边峰会等场合就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的决定，一直都在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发展，最近几年尤其这样。可以说，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大国博弈中的最新武器。

　　以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16）为例，气候谈判中的老生常谈议题——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作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最终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达成了具体的执行协议。这些结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减排温室气体以保护气候带来重要影响。

　　在此次会议通过的最终文件《坎昆协议》中，以联合国决定的方式正式确认了发达国家2020年需要整体减排25%—40%这一具体目标。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虽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C）要求发达国家减排25%—40%，但仅仅是一个科学机构发表的科学论断，这样的具体量化的减排数值指标，从来没有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正式确认。而坎昆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量化的指标，并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正式决定文件里。与此同时，此次联合国文件里也正式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和实施减排行动。联合国规定的这些义务，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深远影响。例如，这对今后确立长期保护气候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发达国家对于自身应该承担的长期量化的目标一直持抵制和谨慎态度，这使得国际社会很难确定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排放路径。

　　而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的同时，也运用同样的“武器”反击了发展中国家。在《坎昆协议》文件涉及的长期排放目标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被绑在了一起，即要求到哪一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计的排放量到达最大值，而后向下减少。这是绝对减排。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目标基本都按照相对照常排放情景（BAU）来估算自己的减排量，是相对减排。如果全球一律共同实施绝对减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是巨大的挑战，比如说如果规定到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最大峰值，而后所有国家都必须向下减少，那么这将对工业发展正呈上升态势的发展中国家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和损害。

　　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展开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还有很多。坎昆会议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供资建立绿色气候基金，这个决定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必须指出的是，《坎昆协议》里列明的基金来源非常广泛，既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基金，也包括私人投资和多边投资，以及银行投资等。如果这些资金主要不是新的和额外的公共资金，主要是靠市场和直接投资，即使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资额，其能够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提供的支持也会非常有限。而且筹资的具体细节还需要在今后的谈判中继续磋商确定。

　　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可报告、可核查，而国际上相关的报告、核查工作是很烦琐的，这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很大的负担。过去对发达国家包括减排在内的国家信息通报的审查表明，即使编制国家信息通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信息通报要求的数据量非常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现有的决定，发达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涉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收集和统计体系，这涉及到大量的工作，也需要很多费用。其实，要求发展中国家公开报告减排数据，难点不在于增强透明度，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也建立一整套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信息收集和统计体系。

　　和历届气候变化会议一样，各国谈判代表在10多天紧张的争论与斡旋之后，还要带着此次会议的成果回到本国，将新的全球减排决议体现在各国的政策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坎昆协议既带来严峻挑战，也将带来大量的机会。对中国同样如此，但挑战远远大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