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反腐600天：全国人民都在问新大老虎会是谁(2)

　　反腐加速度

　　与高密度的官员落马相辅相成的，是十八大以来快节奏的反腐办案速度。2013年，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中央纪委“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进入2014年后，打老虎已经开始“全天候”。

　　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发声明否认举报事实的次日，中央纪委网站就发布消息称其被调查；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当天，媒体还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和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都是6月17日还公开出席活动，6月19日即名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等，都是被抓第二天即对外公布；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更是当天被抓、当天宣布，当天的晨报和晚报还有他此前一天“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的讲话。

　　在很大程度上，如此卓有成效的反腐加速度，源自纪检监察机关与审计、公安、检察院反贪部门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巡视和审计这两个制度化常规武器的双轮驱动。

　　中央巡视组发轫于2003年，但从2013年开始，中央巡视组的威力更多地被公众见识。

　　根据人民网的一篇介绍文章，中央巡视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各省市自治区的巡视，称为常规巡视；一类是对中央国有企业、大型国有银行、大学以及中央各部委局的巡视，称为专项巡视。2013年5月的第一批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对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江西省进行了常规巡视；对中储粮总公司、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专项巡视。2013年11月的第二批巡视组，对吉林省、云南省、山西省、安徽省、广东省、湖南省进行了常规巡视；对商务部、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和三峡集团进行专项巡视。今年3月到6月的新一批巡视组，对甘肃省、北京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山东省、天津市、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省、河南省、福建省和辽宁省进行常规巡视，对科技部、复旦大学和中粮集团进行专项巡视。

　　尽管在为期两到三个月的巡视中，巡视组“不直接查办案件”，但如果发现了必须要查的人或事，即交由不同级别的纪检监察部门进行查处，涉及副省级以上官员及其他中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重大问题，可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甚至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甚至总书记汇报。

　　根据财新记者统计，2013年以来32名因严重违法违纪遭到调查的副省级以上官员中，有15人在2013年的两批中央巡视组巡视时于受巡地方任职，另有两人虽已调离，却也是被案件牵出。

　　第一批巡视组2013年5月-8月巡视鄂蒙渝贵赣五省区市，2013年6月，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素毅最先落马；2013年10月，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被查；11月，轮到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和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12月，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今年3月，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落马；6月3日，原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落马；10天后，66岁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成为自十八大以来第一位被宣布落马的国家领导人。之前的2014年5月，60岁的原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谭栖伟亦遭调查。

　　“3+1”的江西并不孤单。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的第二批巡视组巡视吉滇晋徽粤湘六省，55岁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最先落马；2014年3月，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被查；3月，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落马，5月，曾任太原市委书记的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落马，6月，原山西省委常委兼副省长杜善学和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同日被查，和江西一样，山西也是三名副省级以上高官加一名前任高官落马；2014年5月，已经退休将近一年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被调查；6月，年届知天命的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仕途戛然而止。

　　去年第一批巡视组踏足的五个省市区无一幸免，第二批受巡视的六省，唯吉林和安徽尚无高官落马的消息。

　　今年的第一批巡视大幅度扩大了常规巡视的力量，同时展开对十个省市区的巡视工作，目前巡视阶段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期间了解的情况和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民众排队举报、当地政府派人在巡视组驻地昼夜截堵的场景。可以预期，会有更多害群之马将在不久后遭到曝光。

　　对于巡视工作的丰硕成果，中央纪委曾做出解释，一是改变了过去巡视工作面面俱到、着力点多的问题；二是增强中央巡视组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重点线索，责任到人、逐一核实，做到件件有着落，对违纪违法的，及时报告、及时移交，形成强大震慑；三是创新方式方法，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提高了巡视质量和实效。根据中央部署，今年中央常规巡视由两轮增加到三轮。今年的第二批中央巡视组，可望完成对剩余11个省市区的巡视。

　　尽管与纪委分属不同系统，审计署对“打老虎拍苍蝇”亦是功不可没。李金华当年掀起的审计风暴音犹在耳，对央企的例行审计最终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拉下马的故事广为人知，本届政府的审计署助力反腐也不多让。事实上，在对中石油蒋洁敏、中央电视台郭振玺等人的调查中，审计署及各地特派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2013年3月蒋洁敏自中石油“一把手”履新国资委后，依照惯例需要进行离任审计，相关时间范围为2006年-2013年，即他担任中石油总经理的七年时间。但据接近中石油的消息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对于蒋洁敏的离任审计时间延长至十年，“审计时间的延长与蒋洁敏本人也沟通过，但审计涉及的范围很广”，还涉及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总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问题。

　　据财新记者所知，2013年6月，派至中石油的审计人员被召回国家审计署开会，随即审计力度和范围加大。在审计中亦发现了王永春及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高管的违纪违法问题。审计署还调派多个特派办的数百名审计干部，对国家电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能源企业展开任中审计和离任审计。

　　从6月16日到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在10天内连发17份审计公告，包括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西电东送项目审计结果、中投等三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审计署移送至2014年5月已办结的35起经济案件和事项、中国烟草总公司等11家国有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国家发改委等37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仅11家央企2012年财务收支审计，就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揭露和查出一些企业人员涉嫌经济违法违纪线索，并将有关案件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立案查处。

　　这些已发布公告中没有涉及的还有很多。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5月31日被吉林省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半年，审计署已经派员进驻中央电视台。财新记者获悉，郭振玺案部分涉嫌犯罪事实曝光，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指派吉林检方办案。国家能源局窝案同样由检察机关为主办理或联合办案，5月21日和23日，最高检分别发布消息，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在这场与贪官污吏及环绕四周的不法商人、“白手套”们的攻坚战、遭遇战中，北京、湖北等执法部门也侧身其中。对于非党人士执行强制措施及进行必要搜查任务时，公安人员都有参与。湖北咸宁、宜昌等地，则成为大小“老虎”“苍蝇”移交司法程序后的聚集地。

　　不治标即无本可治

　　过去600天关于反腐的欢呼中，人们总是不免对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津津乐道。比如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近2亿元人民币现金，办案人员从某银行调来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还有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据说是在参加省委常委会时，被当场拿下。

　　对于此情此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评论说：“昨天还意气风发指导工作，今天就雷霆万钧被拿下，这已成为反腐‘新节奏’。毫无征兆的动作、又快又稳的手段，就是要斩断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形成有效的心理震慑。伸手必被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谁贪污腐败，谁就是下一个被突然带走的人！”

　　然而，反腐揪出的贪官日多，查办贪腐宣布的速度日快，媒体报道、民众谈论的声音日大，一些怀疑之声也逐渐出现。有论者认为，腐败不可不反，但应适可而止，否则，会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有论者认为，持续的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官员“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尽可能的不干活，少干活，内部为求自保一团和气。

　　事实上，纵观世界史，无论东方西方，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各国现代化、城市化加速阶段，腐败高发、易发都是普遍现象。“以去年的美国奥斯卡影片为例，《为奴十二年》《卑贱人生》《美国骗局》《华尔街之狼》，都展示的是美国‘进步时代’甚至最近三十年政治社会中权力与金钱的危险关系。”一位接近纪检机关的人士评价说，从目前揭露出的案件看，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重心所在，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一阶段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这段时期都是腐败高发期”。

　　一方面，社会各界需要正视腐败现象丛生的现实，另一方面，正视并不意味熟视无睹——相反，越是高发、易发，才越需要纪检和司法机关痛下狠手。

　　腐败对资源配置与价格的扭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严重阻碍，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如社会心理、治理制度的戕害更是难以估量。“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已经于经济增长无益。”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腐败从根本来说，就是官员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从经济中榨取金钱，经济受自由裁量权力的影响越大，腐败的机会就越多，“我们要认识到，现有体系中形成了许多既得利益，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所以要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推进改革，反腐是行动手段之一”。

　　反腐与改革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习近平新政的“一体两翼”。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但在利益格局已经被既得利益集团“封建化”、改革共识因为社会矛盾加剧而难以凝聚民众合力的背景下，以反腐打破固化利益链条，高压肃贪聚拢党心民心，从严治吏护航改革深化，是中央纪委重拳出击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学者任建明对财新记者说：“反腐败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保障和基础支撑，反腐败成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魏德安对中国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评价甚高：“这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反腐行动，而且不断地在查高层官员，强度很高。从质量、系统性上说，此次的反腐行动也都比以前更为突出。”

　　他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时期的坚定反腐，值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每当中国有高官被调查或被限制行动，很多人都说，看，腐败有多严重。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腐败只是在人们的传言中，没什么人真的受到查处，很多腐败官员常常是出于政治原因才起诉。在中国，不仅人们传言腐败的存在，而且有大量腐败官员正在被查处，这就把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区别开来。”

　　在任建明看来，与之前中国自身的反腐败相比，这一轮反腐也有了“质的不同”。他向财新记者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实质性特点：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反腐败行动的坚定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等表述不仅写进党的文件，也以实际行动落实)、反腐败战略的科学化(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在加强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等方面有新的进步)。

　　王岐山走马上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久，即在2013年1月的一次中央纪委研讨班上阐述了自己的反腐战略思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这与十年前王岐山任职北京市长期间对北京交通拥堵问题的思考如出一辙。新华社一篇名为《求真务实 尽责奉献——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人物特稿中写道：“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刚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一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持续600天的高压反腐，已经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震慑作用，亦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众的认同感。从这个角度讲，治标虽才发动，治本的时间已经开始赢回。

　　“反腐对党内外产生的震撼是空前的，它对干部思想上产生的震动和威慑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蔡霞教授说，“很明显，现阶段干部冒风险违纪的很少。”

　　任建明也认为，这一年多，治标方面有很大的改进，打击腐败的震慑力明显提高，遏制效应提升，“坚持下去，腐败蔓延势头可望得到遏制”。

　　任建明历数了治本方面还面临的诸多挑战：“深层的制度、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发生的原因，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开展。宏观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权力结构的改革，民主政治的展开，难度很大。微观上，腐败高发领域的制度能否得到实质性改革，也面临很大阻力。”

　　作为一名外国学者，魏德安也强调了中国反腐“治标的长期性”和“治本的艰巨性”。

　　“一两次反腐行动不可能根除腐败，中国必须像现在这样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行动来排除腐败官员、震慑那些想要腐败的官员。”他说，与此同时，也必须改造国家的官僚体系、行政体系和政治文化。既要惩治腐败，也要防治腐败，“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致力于修建规则与法律，更需要培养出廉洁的文化。这样的过程往往缓慢，不乏挫折，但不能失去耐心”。

　　中国的领导层显然对此心知肚明。201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下称中央反腐五年规划)中，在“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的同时，还强调科学有效预防腐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包括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

　　今年5月，中央军委印发根据中央反腐五年规划精神制定的《贯彻中央精神 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规划》；6月30日听取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审查报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备受关注的纪检体制改革也将进入实操阶段。会议强调，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关键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会议再次指出，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落实各级纪委正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要实现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探索开展专项巡视，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

　　这些标本兼治的大政方针与制度变革或许拗口难读，但如果真能落实，其意义和威力比杀鸡儆猴更为长远有效。

　　“仅仅是权力内部的自清仍然不够。”蔡霞教授补充道，目前反腐的主要举措是加强纪委的权力，强化纪委的职能，“这将强化纪检委的独立性，减少干扰，但还要发展党内民主，如何使党内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如何使党员有能力监督领导干部。”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可喜的变化。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并迅速成为第一时间发布重要案件查办信息和接受网络信访举报的热点网站，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官网的“在线访谈”互动交流板块，密集邀请云南、黑龙江、甘肃、江苏、海关总署等地方和部门的纪检工作负责人与网友交流。据介绍，中央纪委官网的日页面浏览量(page view)达150万-200万次。

　　另一方面，反腐案情信息的及时公开，以及在军队反腐、媒体反腐等方面的突破，也给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的反腐全民参与提供了契机。

　　过去的600天里，一批坚守社会公器大旗的中国媒体，在报道中石油、四川、山西、江西和谷俊山等腐败案中不惜工本，屡立战功，不仅为官方反腐力量提供了群众动员和舆论引导协助，其调查报道的事实也经常对案件查办起到补充作用。

　　“你们基于事实的严谨报道，有力地杜绝了一些社会传言和外媒对真相有意无意的歪曲和抹杀。”一位财新读者在一封致财新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看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国际主流媒体在引用你们的反腐调查报道。我想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在重大政治新闻上获得外国主流大报仰视的国际领导力。”

　　“我希望明年毕业的时候，能够回国参加打大老虎的调查报道，不管是作为你们的同事还是同行。”这位在美国攻读电视新闻的中国研究生写道。

　　打虎已经600日，再一个360天过去后，还能看到打大老虎的消息吗？新大老虎又会是谁？全国人民都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