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为香港经济开药方：回归自由市场 坚持创新驱动

图为长江实业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

　　85岁李嘉诚为香港恢复活力开药方：回到过去，回归香港的自由市场立身之本；面向未来，前进到创新驱动的经济与社会

　　财新记者 胡舒立 王烁 特派香港记者 王端

　　亮相

　　二三月之交，和记黄埔(00013.HK)年报公布之际，85岁的李嘉诚再度成为媒体聚焦人物。他在香港中环长江中心9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旗下零售连锁屈臣氏两地上市的安排，并强调：“香港一定是其中一个上市地点。”他希望外界能以平常心看待其家族的投资。

　　自宣布将“长和系”交棒给长子李泽钜之后，已经连续一年没有现身集团记者会的李嘉诚突然现身，引发了到场近百家中外媒体的关注。

　　“我现在完全没有退休的打算。”他向在场记者表示。

　　完全没有退休打算的李嘉诚，虽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注目的焦点，但连月来，正置身于猛烈的舆论漩涡之中：2013年7月，李氏财团旗下和黄公告称正在考虑出售百佳，香港随即哗然，批评李氏撤资的舆论随即充斥整个大中华地区。2013年11月，他接受了内地南方系四家媒体的采访，围绕所谓撤资做出澄请，但舆情依旧。人们想知道得更多。因为李嘉诚的言与行，引发对香港各种问题的大争论。

　　2013年岁尾，财新记者对李嘉诚进行了两次访谈。此后数月间，又作过多次补充，最新一次补充在3月4日。李嘉诚谈香港然后谈自己，谈其商业决策依据和全球化战略思路。这正是我们关注的重心。

　　自辩

　　李氏过人之处，在于狠准出手与柔性身段兼具。李氏资产重配置动作未有一刻稍停，陆续公布出售上海陆家嘴东方汇经中心等物业，又将香港电灯和屈臣氏拆分上市。巨鲸掉头方向已明。同时，李嘉诚也时时作回应解说。现在终于说清楚了。李嘉诚说不撤资没错，而舆论的担心也没有全错。

　　“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李嘉诚说过。对财新记者，他的这话又说了数次。在商言商，价高就卖，价低就买。如果有什么是不卖的，在香港中环长江中心70层上，李嘉诚指着窗外脚下的座座高楼告诉财新记者：这个是不会卖的，那个是不会卖的，在香港的这几百亿收租物业，“永远不会卖”！

　　买与卖都是商业判断。至于长江实业与和黄集团两家李氏旗下核心企业，李嘉诚承诺，绝不会改变注册地。

　　李嘉诚这位香港骄子，也有今天。过往多年，李嘉诚一直以谦卑示人，但什么时候，须得如此耐心自辩？

　　变迁

　　质疑与自辩之间，香港的一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李嘉诚不再能轻易在香港人中激起曾经的共鸣。谈起少年穷苦，香港人不再感同身受；讲到人人都有机会，香港人不再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奢望。香港的社会流动性，在香港人自己的眼中，急剧下降。

　　香港从来重视商业强调个人努力，在竞争中出头是主流价值观，但近年社会情绪已出现由“崇商”转向“仇商”的激流。一名出租车司机在车上对财新记者感慨，十几年前大家提到李嘉诚，会伸出大拇指赞叹“李超人”，现在就不同。基层民众眼中，李家“垄断”了香港人生活的周遭。从香港电灯、百佳超市、丰泽电器，再到房地产。香港人现今最喜欢用的词是“地产霸权”，而他们生活在以李嘉诚为首的霸主阴影之下。

　　其实，李嘉诚掌握这些企业，以及他所代表的豪富阶层在香港的控制力，已有数十年；“霸权”云云，所指的状态远不自今日始，只是今天民众的观感不同，心态有变。一位普通港人描述自己的草根逆袭：“我不得不去李嘉诚的百佳超市和丰泽电器买东西，但即使只花一块钱我也要刷卡，让他承担点手续费。”

　　香港人有一股无明火。这股火苗，在一场香港自回归以来历时最久的工人罢工表达到极致。一年前，和黄旗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码头外判工人罢工，抗议15年来工资有减无增。随着工潮发展，罢工者移师到长江中心外，李嘉诚被指“奸商”，头像被打扮成“青面獠牙”的魔鬼形象。工潮最终以工人接受加薪结束。

　　“尽管把我扮成魔鬼模样，但看到那张照片我还是笑的。”与财新记者谈到此节，李嘉诚呷了一口茶。楼上人再好的心态，面对楼下人真切的激愤，也需要耐心消化。

　　竞争力何来

　　香港对商人的社会情绪变迁并不惟一。正如香港政府一名前高官对财新记者所说，民粹情绪抬头是全球现象，对贫富差距不满表达的方式也日趋激烈，香港也不例外。成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是因为经济出了问题。

　　香港经济与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过去，香港领着内地走，现在要背靠内地，对中央“礼包”的贪恋渐有沉迷。不论港资在内地的竞争力，还是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均不复当年之勇。以GDP而论，香港在“亚洲四小龙”地位已敬陪末坐。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差不多。今天，新加坡的GDP高于香港最少三分之一。

　　正如曾任香港证监会中国顾问的财新专栏作家叶翔所说，近年香港社会反富豪和排斥内地的声音渐强，核心原因在于香港与内地关系日益密切，但各阶层从中获益程度相差极大，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开，中下层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过去香港的发展是建立在内地的不发展、不开放的基础上。但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一名熟悉内地和香港政府圈的人士指出。

　　无资源无纵深，香港从来不缺危机感。30年来，香港对新加坡、台湾、内地城市等的竞争，都有危机感，惜乎这种危机感没有化成对经济社会改善的动力，反而变成冲击性的力量，且不断升级，对政府不满，对财富阶层不满。

　　处身楼顶的李嘉诚，看法与此相近而有不同，警惕成分更多一些：“新加坡是先天不足，香港则是宠坏了的孩子。香港近来民粹主义升腾，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五六年就会面目全非。”

　　有一点是无争议的共识：香港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经济。正如一名香港政府前高官指出，纲举目张，香港的纲要，是在内地持续开放下可以立足且有贡献，“香港不要做负债”。

　　如此“超人”

　　意识到香港难局的，并非只是政商界人士，香港“不得不求变”已成社会主流意识。问题是朝何处变？

　　今年春节前，一部名为《遇上1941的女孩》的音乐剧在港颇受欢迎。故事讲述大学生亚平面对2014年深感气馁、迷惘，机缘巧合之下，他回到了1941年的香港，邂逅了饱受困难仍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亚彩以及身处战乱却自强不息的一群香港人。他的一生因此改变。

　　回归香港的基本价值观，重温自强不息人人都有机会的那个时代，是香港人的共同记忆，既在舞台激起共鸣，在街市引发回响，同样也是那个时代最大受益者李嘉诚本人为香港未来所开出的药方。

　　“我也当过穷人，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是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李嘉诚说，贫富差距扩大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大困扰，但切忌“情绪政策化”。

　　李嘉诚本人鼎力慈善，视李嘉诚基金会为大儿子李泽钜、小儿子李泽楷之外的第三个儿子，共享李家财势，但他并不认同由政府主导的福利模式。他的主张，一是回到过去，回归香港的自由市场立身之本，二是面向未来，前进到创新驱动的经济与社会。

　　采访中，李嘉诚拿出一块花花绿绿的电路板，左折几下，右折几下，变成一只灯泡。“改变世界，就如此灯般简单。”

　　“这是他的本周最爱。”周凯旋女士在旁说。这灯泡出自李嘉诚前不久投资的Nanoleaf技术，“这是一个纳米LED灯泡，可以取代传统灯泡和一般LED灯泡，是多伦多大学两个年轻人的发明。”

　　每周都会有一批有可能带来巨大改变的小玩意儿送到长江中心70层，包围李嘉诚的很大一部分生活。李对他们显然有着由衷的兴趣。介绍Nanoleaf电灯泡的功用时，他的神态热切有如传教。他让人把当场叠好的灯泡通电，到采访结束时，特地让记者过去手摸灯泡。果然，灯泡只是发热，并不烫手，足见能耗之低。

　　李嘉诚的名义财富有时被香港其他富豪暂时超越，但对香港和港人的影响力，并无对手。他有“超人”之称，过去几十年几个最大的机会，他场场不落：香港地产，全球化投资，中国内地爆发式增长。而下一个机遇，李嘉诚说，在创新与新技术革命；而香港要鼓励科技创新，则必须增加教育和培训投入，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源。

　　“人是非常难以满足的动物；增加竞争力才是根本。”他说。

　　这看法本身并不新奇，有此见解的人已如恒河沙数，但李嘉诚一面固守最稳建行业如城市基建、公用事业，一面实实在在地浸淫于新技术最前沿，如同80多岁老人与20多岁年轻人共处一身。赞叹之余，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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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当你来到香港，也许人人都会期冀经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会变成李嘉诚，这也是香港社会的核心精神所在；然而当下，没有人认为自己有机会能成为李嘉诚。”一名香港最大英文媒体的掌门人说。

　　接受财新专访时，李嘉诚言词谆谆。香港的骄子，香港过往成功的最具象符号，今时市井间所指“地产霸权”的盟主，85岁的李嘉诚为香港的未来指路，以白发人之身谈创新，这一历史性的吊诡，意味深长。

　　是的，香港不能只有一个李嘉诚。

　　专访李嘉诚之一：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

　　“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财新记者：民粹主义近年在香港开始出现。背后根源是什么？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怎样才可使香港社会向良性的民主过渡？

　　李嘉诚：全球均要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对各个政府来说，是颇为困扰的，但切忌“情绪政策化”，因为这是个大滑坡，会造成恶性循环。

　　我自己是穷出身，经历家徒四壁的滋味，这是刻骨铭心的。我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

　　面对社会基层问题日渐复杂，只从扶贫的思维出发，是解决不了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很遗憾，不少政客只会推波助浪，结聚愤怒，视之为得到选票、得到权力的平台，比聚焦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如果社会因为太多纷争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政策没有朝气，对任何阶层，都没有好处。

　　要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解决跨代贫穷，教育改革是必由的，投资教育失当、推行教育改革不当，是对未来的一种罪行。面对科技日新月异，工业化替代力日强，精准自动化，给“生产队伍”提供再培训，已是刻不容缓。

　　香港在创新科技的投资和发展，一定要急起直追，因为科技主导未来，高质素和创新的工业尚有发展空间，社会要创富，要机会多元，才可纾缓贫穷问题，这些应是政府领导层份内所应为的事。近年澳门的博彩业越来越旺盛，为香港带来不少工作就业机会，例如酒店业、装修业；但只看香港失业率3.3%，便认为改善就业结构和提高素质是非迫切，这等同在制造明天的问题。

　　如看数据，香港从事“创新科技”的人数，看来不错，但若与其他地区比较，有关就业的本质和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可同日而语；按香港政府的数据，从事“创新科技”产业的约有3万人，以香港360万就业人口计算，即每1万人，就有约80人从事创新科技；但观乎其他权威统计，其他科技产业成绩显著的地区，例如以色列，他们拥有最多的科学家、科技人员、工程师等，每1万名雇员，就有140人从事相关行业；美国则是85人，日本是80人，台湾是45人，新加坡是32人，香港在同类统计中却没有排名，香港的创新科技人才，有多少是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香港的政策和环境真的配合“创新科技”发展？真正优质的就业环境，应该让每个人的能力，在多元产业下得到最大的发挥。

　　财新记者：你觉得香港应该怎样鼓励创新？

　　李嘉诚：我们看看新加坡和香港，基于两地的社会和营商气氛不同，香港相对来说，在鼓励创新上不容易。新加坡的舆论不会对外资在当地获取盈利而有所批评；对于解决劳工问题，新加坡在输入外劳方面更为进取，但失业率不比香港高；新加坡没有中国作后盾，先天条件甚至没有香港那么好；新加坡重视睦邻，要兼顾国防开支，香港则没有这样的负担。然而，新加坡在创新方面却非常成功！

　　1997年时香港的GDP跟新加坡一样，但今天新加坡高于香港最少三分之一。香港一定要提高竞争力。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