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就业形势分析及中长期展望(2)

二、新业态发展异军突起，重点群体就业压力和风险仍存

从就业人群来看，大学生和农民工仍是社会关注和政策发力的重点。大学生就业很大程度上影响新增就业，而稳就业、保民生成效则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就业。我国农民工数量接近3亿，稳住农民工就业，就稳住了就业基本盘。

（一）新老矛盾交织迸发，大学生就业压力大

我国2020届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新冠肺炎疫情及经济下行等因素又对大学生就业造成较大冲击，与原有的总量性、结构性、摩擦性等就业矛盾交织迸发。

1.岗位减少、求职需求增加，就业难度加大

2020届毕业生数量创新高，但疫情致用人单位招考程序延后，2020届春招与2021届秋招几近“撞期”，大学生就业一度面临“双届叠加”局面，同时留学回国毕业生激增，供给大幅增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智联招聘组成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研究报告》显示，在874万应届毕业生中，需要在市场化机构就业的约590万人。截至6月，仍有26.3%的2020届应届生在求职。

疫情及外部环境变化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外贸等行业造成冲击，企业用人需求减少、选人标准提高，原有就业岗位人力消化放缓，新业态灵活就业渠道稳定性难以预估，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走低，更多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向社会释放，总量压力将连续向后传导。2019年7月-2020年6月，在智联招聘平台上针对应届大学生发布的岗位数同比下降7.1%，而投递简历的大学生同比增长35.2%。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2-6月，智联招聘平台新发布的大学生岗位数同比下降15.5%，而投递简历的应届大学生同比猛增62.7%，供需不平衡趋势更加明显。

2.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除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导致的总量供需矛盾之外，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与大学生能力和期望之间的结构性错配，也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

大学生就业结构性错配主要体现在招聘企业性质与就业偏好错配、区域机会和流动意向错配、学历要求与学历结构错配、能力要求与专业背景错配、行业需求与求职热度错配、岗位缺口与职业选择错配六方面，又以前两种最为明显。

对不同性质企业有很大的就业偏好差异，是大学生就业市场上最大的一类供需错配。当前民营企业为大学生提供了65.8%的岗位需求，但6月份只有27.8%的大学生向民营企业投递简历；国企、外企和上市公司分别只提供5.4%、5.2%和6.8%的大学生岗位需求，但投递到这3类企业的大学生简历比重分别达到13.8%、16.3%和11.3%。

从区域机会和流动意向看，当前东部地区为毕业生提供了51.3%的就业岗位需求，而6月份大学生往东部地区投递简历的比重达57.0%，比需求高5.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提供了22.6%的大学生就业岗位需求，但只有18.0%的大学生把简历投递到中部该地区。从城市维度看，新一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分别提供了37.5%和11.1%的大学生岗位需求，但6月份收到的大学生简历分别仅为35.9%和9.8%。从就业竞争最为激烈的三大城市群来看，珠三角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最大，仍在求职的大学生比率达30.1%，高于京津冀（26.9%）和长三角（26.3%）地区。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为大学生提供了21.4%的工作岗位，但能获得这四个城市户口的大学生仅占3.5%，特别是前往北京和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将面临严峻的落户难题。

结构性错配还体现为技能人才短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与培养方式改革相对滞后，人才培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

3.“慢就业”观念下部分应届生暂缓就业

疫情下，毕业生考公考编、入职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意愿更为强烈，选择保障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的毕业生更少。因竞争激烈，就业期待难以满足，部分毕业生尤其是本科以上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甚至“有业不就”，影响了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水平。据天津市西青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西青区“高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库”中有高校毕业生1600多名，经逐一联系核实对接，有300多人表示暂时不想就业，“慢就业”问题突出。

（二）农民工就业逐步趋稳，风险犹存

1.就业情况好转，收入有所回升

疫情前期，生活服务业、外贸企业、建筑业等农民工主要就业领域受到较严重的冲击，直接导致农民工收入下降，就业难度和失业风险增加，出现回流返乡等趋势。经历了一季度的急速下滑和二季度的缓慢回升后，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到三季度末，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达1.79亿人次，比二季度增加200多万人次；受疫情影响返乡留乡农民工也基本实现稳定就业或灵活就业。随着就业形势转好，农民工收入也逐季增加，三季度末月均收入反弹至4035元，同比增长2.1%。

截至9月底，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达2528.0万人，同比增长3.4%。其中，省内转移1430.4万人，同比增长3.7%；省外转移1097.6万人，同比增长3.0%，显示出农民工就业形势高位企稳。

2.“城归”创业带就业解决三难题

在城里经过打工磨炼，有点儿技术、有点儿资金、有点儿营销渠道、有点儿想法，特别是和农村有感情的“五有”返乡创业农民工被称为“城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表示，前三季度“城归”达900万人。“‘城归’创业带动性强，人均可带动10人就业，且还在逐渐增加。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么疫情下‘城归’异军突起，不仅稳定了农民工就业，还解决了长期困扰中西部发展的三大难题。”

一是破解了中西部边远地区留不住劳动力的难题。疫情发生后，中国劳动学会对20户“城归”的调查显示，“城归”创业企业2月10日之后就复工了，二季度产量总体已接近去年水平。二是破解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招商引资“招的多、签的多、落地少、真金白银少”的困局，有效缓解了农村“三留守”，特别是留守儿童问题。三是破解了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多年难解决的谁在末梢神经上发力、谁接盘的问题。中西部农民工返乡创业像磁石一样，能够把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吸附过来。这些“城归”蹲得住、撑得下，能把输血功能变为造血功能，产生良好效果。

3.农民工就业仍面临风险和困难

尽管整体形势逐步向好，农民工就业仍面临诸多风险与困难。大量非创业农民工返乡和长期留乡，短期内将给发展空间狭窄的农村市场带来冲击，长期看也将使新型城镇化、以内需推动经济增长遭遇迟滞风险，并不利于我国稳定制造业和服务业队伍。

具体表现为：一是返乡潮致年龄偏大农民工就近就业被“挤出”。由于农村市场发展空间有限，外出务工年轻劳动力返乡后，或与年龄偏大的就近务工人员抢夺就业岗位，致其失去工作。疫情对外出务工的年龄偏大农民工零工就业的冲击更明显。二是疫情使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较大幅度下降。受疫情影响，2020年农民工零工工作量和薪酬水平均有所降低，不少工种的日薪有30-50元的下降。即便不考虑工资水平和工作量因素，单因疫情延迟复工这一原因，按照平均延迟复工两月、每人每月3000-4000元收入测算，农民工全年收入的降幅已经很大。三是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就业稳定性降低甚至失业导致的社保断缴、离城返乡等，使一些原本有望成为新市民的农民工无法按期实现目标，难以享受医疗、教育等城市公共服务，农民工成为新市民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新业态优势凸显，灵活就业成为就业新引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传统就业领域受到冲击，而灵活就业集中的新业态领域优势凸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

2020年第一季度，快递业率先飘红，增长13.2%，并始终保持领先的发展态势。增长势头迅猛的还有网络直播带货，目前有估计近百万从业人员。7月，人社部发布第三批新职业，新增“互联网营销师”等9个职业，并在“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此外，外卖、网约车、家庭服务等平台经济就业领域同样展现了活力。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传统灵活就业约1.25亿人，主要集中于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新型灵活就业约6000万人，包括4300万人从事经营个体（私营）企业、自主创业、网上开店，1200万人选择自由职业。其中，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者达2058万人，包括796万网约车司机、455万快递和外卖员、114万网络主播、80万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运营者。

当前，以新业态就业渠道为主的灵活就业成为就业新引擎已经形成普遍共识。与传统就业相比，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劳动精准度更高，效率提升，数字技术为劳动者管理提供了支撑，突破了传统契约缔结和监督管理的局限。二是更符合新生代农民工自由劳动的选择取向。三是收入高于传统行业。四是收入分配较好地体现了效率和公平，一般是个人得大头、平台得小头，多劳多得、技高多得。五是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出现、成长，为这种就业模式提供了更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