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后疫情压力重?复工返工对大城市的影响如何(2)
“上海经验”的优势
缪晓辉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咨询专家,曾全程参与2003年上海市和北京小汤山SARS防控。在他看来,对此次疫情防控的反应,上海不算走在全国的最前头。
1月20日,一位56岁的武汉籍女性被确诊为上海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也是这一天,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明确了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
上海市卫健委等多部门随即展开一系列行动,每天通报新增和疑似病例,制定相关防控工作方案,派出了第一批135名医疗专家驰援武汉。四天后,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而在此之前,浙江、湖南和北京比上海的行动早了一步。
“一开始,大家都是蒙的状态。”缪晓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的上海市街头,并没有多少人戴着口罩。
1月23日,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新型冠状病毒个人防护的科普文章,不到两个小时,点击量就超过10万,如此大的传播量对他而言非常少见。他理解,这意味着当时大众仍处在认识新冠病毒的初期。
变化大概从三天后开始。缪晓辉感觉,到了1月26、27日,上海市从居委会到各部门的行动,恢复到了2003年非典时期的“备战”状态。
“目前上海的疫情进展,正处于从第一阶段的输入型转变为第二阶段的本地散发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也是上海市专家组成员,在她看来,尽管进入了第二阶段,但目前上海新发确诊病例,已经从最高点开始下落。吴凡认为:“从专家组的角度来看,截至目前,上海的疫情防控是有序有力有效的。”
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上,上海可以说“身经百战”。
1988年春季,由于市民食用受到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上海甲肝大暴发,仅3个月内造成了31万多人感染,31人死亡,恐慌情绪笼罩整个上海。
此后,上海经历了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3年,上海又报告了两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这是在全球首次发现,上海当时启动了市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和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三级响应。
在受访专家看来,上海在这些突发疫情中一路摸索过来,也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积累了经验。
缪晓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上海公卫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过后,上海市政府为了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距离市中心60多公里外的金山区,建设了专门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的三甲医院,即上海公卫中心。这项工程被列为了当年政府的1号工程,2004年11月开业。
16年后,这里处于此次上海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一线。上海公卫中心的主任朱同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12月31日武汉宣布出现不明原因肺炎,1月2日、3日,公卫中心就开展了两整天的实战演练。上海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疑似病例在各家医疗机构集中收治,确诊后全部送往公卫中心进行救治。
这免去了上海临时修建本地版“小汤山”医院的过程。同时,公卫中心在医疗条件、医护人员、仪器、药品配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该中心有4栋应急病房,327张负压病床。这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中,是抢救“非典”等传染病病人时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条件。病房内气压低,被污染过的空气不会泄漏出去,而是专门排放,可以减少院内感染和病毒的传播。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上海市专家组成员卢洪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全国来看,我们有最多的负压病房。2004年建成以来,我们一直有这个战略储备。”
朱同玉还提到,如果上海的确诊人数增至150例,上海公卫中心就要启动临时病房的开建,草皮和图纸都已准备好,预留了地面600张床,需要建设时随时开始。
上海市2月9日新闻发布会透露,上海市公卫中心目前在院收治了250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其中10例重症,10例危重症,数量早已超过150例。尽管官方尚未宣布启动临时病房建设,但近日,一张公告的照片出现在网上。公告显示,2月4日,上海公卫中心向闵行区浦江镇人民政府发函,提到“因疫情严重,我中心受上海市委市政府委托,组织建设‘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应急救治临时医疗用房项目’”。
除此之外,卢洪洲认为,“非典”之后,上海在国内最早实行三级防护网络,即市、区(县)、社区医院防控体系,在管理上,为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打下了基础。
吴凡解释,三级防护网络,平日老百姓不会有特别感觉,但在当下的非常时期,这个历经多年努力构建起的“大网”就发挥作用了,“大量疑似病例、轻症患者就在基层,这是更庞大的数量,就靠三级网络来防控。”她对《文汇报》表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张阳是杨浦区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共卫生医师,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穿梭在小区内,开展对重点地区来沪人员上门走访、对集中隔离人员宣教等工作。此次,上海市公布了110家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覆盖全市16个区,包括三级、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与街道居委联动,摸排发现疑似病例。
防控下沉到社区,上海还有一个优势。“上海率先培养全科医生,全科医学系招生前就明确,毕业后进入社区工作,这些全科医生经过上海复旦、交通、二军医大等著名高等医科院校5年正规培训,并在三甲医院实习。可想而知,这些全科医生对传染病防范、面临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鉴别能力,都会比曾经的地段医院(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强很多。”缪晓辉说。
他解释,在全科医生的教材中,第一堂课就是讲流行病学调查。全科医生在上门走访和出诊时,对重点排查是否从疫区来沪、如何处理应急情况等,都会具备较丰富的经验。
不同于武汉,在病例相对较少的上海,缪晓辉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全科医生,通过分级诊疗的方式防控疫情。
经历了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上海,另一个副产品是,培养了上海人更为敏感和警惕的神经。目前,同样面临返程高峰和全面复工,从微博的热搜显示,上海人要比北京、广州、深圳人显得更为焦虑。
对于返沪人员,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并没有上海式的含蓄细腻,他直率地说,“不管你的身份是老板、员工还是学生,都请配合好我们,返回上海后自觉在家‘闷’两个星期。等把发病的人都找出来后,其余人就安全了,这个策略叫‘闷’,需要你们每个人都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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