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小商品制造的生存危机：打工人逃离 土地价格上涨

　　以城市有机更新的名义，义乌计划三年内整治工业区2万亩

　　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当小商品之都不再宽容小商品制造业

　　义乌还能保持其地位吗

　　义乌小商品制造的生存危机

　　本刊记者/苏杰德

　　发于2020.11.16总第972期《中国新闻周刊》

　　以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国际商贸城为中心，全市星罗棋布的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业区。全球的市场需求反馈到义乌，这些工厂立刻就能响应，制造出物美价廉的商品。从工业区到商贸城，开车时间少则5分钟，多则一个小时，这就是义乌小企业与全球市场的距离。如今，这种产业模式遇到挑战。

　　在距离义乌小商品市场约4公里的荷叶塘工业区，众多企业主不得不停下脚步，放下扩张生产线的计划。今年，市场传出工业区土地和厂房将被征迁。根据这份拆迁计划，荷叶塘的地块今年12月底前完成收购，明年3月份企业就要搬走。

　　实际上，荷叶塘工业区只是义乌要拆迁的工业区之一，同样的一幕在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大约30公里的赤岸镇工业区上演。“没有想到拆迁会发生到我们身上。”赤岸镇的企业主段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以为靠近城市的黄金地段工业土地才受到“青睐”，没想到镇上也要拆。

　　段离介绍，像他这样的宗地主（拥有工业用地使用权）还能获得较多补偿，但那些租赁厂房的企业处境就悲惨多了，“义乌已经难以再找到新的工业厂房，即使有也可能会拆迁，而义乌周边县市的土地价格也顺势上涨”。

　　进退两难的企业家

　　“搬迁的信息非常突然，媒体6月发布了信息，7月份街道工作人员就上门征求意见。”荷叶塘一家饰品企业负责人田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份方案中，义乌要加快主城区有机更新，福田街道荷叶塘工业功能区区块将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收购。

　　田丰起初还不在意，当其他工业区开始拆迁的时候，他才着急起来，“我们业主商议后，去街道办和市政府了解情况。街道办的反馈模糊，他们说是突然接到市里面的消息，也不清楚具体情况。当我们去找市政府的时候，市政府又让我们找街道，两方推来推去。”

　　荷叶塘工业区是义乌占地面积最大的工业区之一，占地1166亩，共有工业宗地152宗，涉及企业836家，员工1.8万人；除152家宗地中小企业外，承租企业684家，去年规上工业总产值9.81亿元。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义乌市常住人口为123.4万人，荷叶塘拆迁就牵涉到义乌常住人口的1.5%。

　　田丰的工厂十几年前还是农村的家庭作坊，规模扩大后在工业区租房，近几年才在荷塘工业区购买了土地。根据合同，他的企业拥有这块地30年的使用权。

　　饰品是“义乌造”的主打产品之一。义乌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主任周松强撰文介绍，义乌共有饰品生产经营及配套辅助企业八千余家，其中生产企业三千多家，从业人员约15万人，产品主要包括胸针、项链、头花等，种类超过80万种，年产值超200亿元。

　　田丰拿着工厂的产品说：“别看这一个产品的价格只有几厘钱，但我已经做了近20年。市场对于它的需求有增无减，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人们待在家中，对于手工配件的需求明显增多。”为此，田丰还准备增加产能。荷叶塘工业区拆迁曝光后，田丰的厂子被划入整治拆迁名单，企业正常的生产被打乱，预定的扩产计划难以实现。

　　与田丰积极争取权益不同，荷叶塘工业区一位制笔业负责人则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谈的时候，让我们1月份就搬走。我反馈的意见是，最起码给两年时间，买厂房要花几千万元，短期内哪里来这么多资金。对于我们来说，今年疫情带来的损失严重，能够稳住，活得下来，才是当下重要的工作。”

　　义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张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荷叶塘工业区是否征收，政府还在调研摸底阶段，没有发布政策公告、征收规划，“如果要征收，肯定是按法定程序来做”。他介绍，工业用地只有两种征收办法：一是按土地管理法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先发布政策公告，再收回土地使用权。另一种方式是收购，企业和政府谈好条件后，由企业提出申请。

　　但是，无论哪种方式，短时间内迁走这么多企业，难度非常大。一位义乌长期从事土地征收的人士认为：“如果按照法定程序，就没法迁走这么多企业。”实际执行中，基层部门往往会先行动。

　　义乌苏溪镇华神工业区块，有4家宗地企业的老旧厂房，其中共有承租企业39家，12家个体工商户，该区块总面积约100亩。义乌当地媒体报道，“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为顺利推进项目开展，每家企业他们都几乎上门走访了20次，甚至更多。”在这种攻势之下，镇政府5月中旬开始行动，6月份发布拆迁公告到9月拆除，只用了三个月。

　　对于政府部门的做法，段离颇有微词。他介绍，赤岸镇政府的工作人员7月份直接去找租户，口头要求企业8月底前搬走，也没有正式文件，“都没有正式下文，你怎么有权力去赶这些小微企业？” 

　　“从法律层面讲，企业签约获得工业用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政府部门出台规章、红头文件，以整治的名义征收，尤其是在企业不情愿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带来连锁效应。”长期研究义乌产业发展的从业人士李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产权安全没有保障，会影响义乌企业的投资意愿。”

　　田丰说，他的工厂规模不适合在农村发展，已经无法回去，如果要搬只能到附近的区县。因工业区拆迁，大量的企业需要新的厂房，周边区县的土地价格已经水涨船高。

　　一位消息灵通的企业负责人，在荷叶塘工业区拆迁消息出来前，就已经在义乌周边区县购买了100多亩的工业用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厂房建筑面积成本在每年每平方米1500元左右，现在的销售价格已经达到3000元。他准备把这些厂房按层出售。以田丰需要的五千平方米为例，购买价格将高达1500万元。

　　“亩均论英雄”的指挥棒

　　工业园区内的企业是否应该拆迁，企业亩产收益是重要参考标准。

　　“有些企业20年前拿了土地，如今收房租，现在很多企业却拿不到地，我们就想安置那些正经经营的企业。”义乌经信局总工程师冯舒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浙江总体山多地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只能把原有的存量盘活起来。因此，浙江省政府才制定了亩产效益评价政策。

　　2014年，“亩均论英雄”改革在义乌推开。通过这一评价机制，义乌将企业分为ABCD四类，分类施策，以企业亩均效益论英雄。A类企业可以享受更多优惠政策，但对于D类企业来说，鼓励企业主动关停退出或兼并重组。

　　经过5年的试点，义乌今年出台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力争2020年至2022年完成2万亩以上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计划，这牵扯到义乌近一半的工业用地。

　　“就像学生考试一样，全市有地的工业企业，亩产效益等级是自己考出来的。”义乌经信局副局长丁汉君将这种考核比喻为考试。但是，这种考试带来的影响却要大得多。批而未用、用而未尽的闲置或部分闲置的，亩产效益综合评价为D类的工业用地，将被列入整治范围。

　　不过，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黄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亩产收益考核，主要目标是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而不是作为拆迁的依据。而且，浙江省政府制定的是指导性文件，主要考核的是规模以上企业，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于考核数据进行调整。

　　根据义乌的评价体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评价分为亩均税收、亩均工业增加值等七个指标，而规模以下则包括亩均税收、亩均销售收入、吨排污权纳税额、单位电耗税收、工业性投资五个指标。其中，亩均税所占比重最大，百分制的考核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占40分，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占55分。

　　义乌亩均税的基准值是每亩30万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考核指标并不友好。亩均论英雄政策核心是每亩地的产出。以义乌来说，一宗地内往往有多家企业，有些交税，有些不交税，良莠不齐。下朱宅工业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梅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企业属于承租的厂房，去年交税超过100万元，仅仅算他一家企业能实现每亩地30万元的税收指标。但是这宗地内的其他企业很少交税，因此在考核评价上，他所在企业的价值并不能显现出来，也不能享受政策优惠。

　　他的企业也面临拆迁搬走的问题，考察后，他选择在金华市的金义新区内安家。这次搬迁费用耗尽了企业多年的积累：三千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的价格是1000多万元，搬迁期间工厂停产，工资房租还要正常支付，这给他带来极大压力。“这次咬咬牙，购买的是使用权，不再租房，至少不会再被赶。”从江西到义乌十多年的梅军说。

　　张黎明介绍，义乌今年安排了1900多亩的工业用地，已经用完，像这种税收100万元的企业可能根本排不上号。但义乌考察的不只是税收，还要看其他效益，“如果是高科技的，做芯片的，哪怕税收一分都没有，我们也会扶持。”

　　丁汉君则介绍，义乌亩产效益评价在全省排名中下，“浙江去年数据是规上企业平均亩税30.5万元，义乌是14万元。”研究义乌产业发展的李滨认为，义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特点，决定了考核指标应该有别于其他地方。丁汉君则认为这种考虑不现实，义乌既然在浙江，也要根据这个游戏规则来做。

　　对企业的考核标准逐渐在提升。丁汉君介绍，原来的淘汰类企业标准是每亩税收1万元，今年是3万元，浙江省计划到2025年将5万元以下的全部淘汰。不过，他也强调，评价和征收土地是两回事。评价结果出来后，省里规定这一类企业的水价、气价、电价等要涨价，企业要进行整改，“但也没有说一定要搬迁，这不是经信局这个环节所涉及的”。

　　对考核标准的不断提升，李滨持批判态度：“企业业绩不可能永远向上，市场有起有落，而且义乌小商品的产品价值不高，递增的考核办法不现实。”义乌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能只从数据上来看义乌，“义乌不像一些财务报表好看的城市，虽然GDP不高，但藏富于民。”

　　“很多义乌人没有了奋斗精神”

　　“不只是荷叶塘。”李滨说，疫情过后，政府不仅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还鼓励企业增加机器设备。在政府鼓励下，很多企业购买了新的厂房，订购了新的设备。如今，很多企业装修到一半只能停下来，损失很大，各个工业区都有这种情况。

　　对于义乌来说，如此急切、大规模整治工业用地，也与其财政吃紧有关。义乌市财政局发布的《关于义乌市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政府的“财力增长根本无法满足政府增支需要”。

　　义乌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和政府性基金，其中税收额比较稳定，增幅有限，政府性基金则成为义乌政府创收的核心来源，土地收益更是增收重点中的重点。2015年到2017年，义乌出让土地的收益急速增加，从23亿元增加到128亿元。2019年，义乌土地出让收入已经超过300亿元。

　　一位义乌文创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征收工业用地，从经济账上面来说，比如花费5000万收回，但可以卖两三亿元。这些土地还可以发展房地产，进一步增值。

　　对于义乌来说，这种土地生意最大的制约是指标不足，每年的新增建设用地有限。“义乌建设用地指标是刚性的，义乌每年的指标有5000亩到6000亩。如果靠新增建设用地，难以支撑城市发展，只能在存量上做文章。”张黎明坦言。

　　在义乌市财政局的预算报告中，义乌今年计划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78.26亿元。“当前，国企面临市场化转型困难，自身造血功能不足，资产负债率已近75%的艰难局面，如遇市级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收，财政支持力度下降，将严重影响融资盘稳定和资金链安全。”义乌市财政局称。政府债务负担日益加重，义乌对于土地收益的渴求也越加明显。

　　在镇级层面，依赖土地财政的现象也非常明显。赤岸镇政府去年度财政收入总计2.55亿元，同比减少三成。赤岸镇政府在其工作报告中介绍原因是“未出让商服地块，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大幅减少。”

　　实际上，这些工业用地整治，只有部分是再用于工业，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用于房地产。一边是即将被“快速驱赶”的工业园区，一边是新建的大楼急需消化。当荷叶塘工业区的企业还在担心是否被拆迁的时候，义乌市政府的地产平台中福置业公司对园区内企业进行了“地毯式走访”，加大中福广场招商力度。中福广场是义乌市政府打造的、由超高层写字楼组成的金融商务区，总投资超过30亿元，2014年开工建设，去年竣工。

　　段离说，土地价格上涨，已经改变了义乌的发展模式，“义乌人早年摆地摊，坐火车去背货，才有了这个全球知名的小商品市场。如今很多义乌人没有了奋斗精神，将工厂租给别人，拿着高额租金，吃老本。”

　　离开义乌的“打工人”

　　早上8点，下骆村的一个十字路口，上百人聚在一起，每当一辆车过来停下，他们就蜂拥而上。这些人大多是找零工的外地人，附近作坊或者企业的负责人会在有订单的时候过来招人。

　　陈培荣今年51岁，来自江西上饶，江西“老表”是义乌最大的外来人口群体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他也是这些找工作大军中的一员，像这样的露天招工场合在义乌还有很多。但是，这几年工作越来越难找。很多工厂已经搬迁到周边的县市，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了。

　　一位义乌居委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义乌制造业环境的变化可以追溯到2015年，此前很多大工厂都是从居民区内的家庭式作坊起步。义乌之所以存在这么多家庭作坊，与其产品的市场特性有关。陈培荣介绍，看订单招人，闲时停产，需要特别灵活的处理方式。

　　但政策慢慢不允许这样的业态，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安全、消防等问题不达标而关闭。市场主体关闭了很多，但是却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去引导生产，“现在做什么都要土地指标，建设用地就很紧张，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给你更多土地去做工业园。”

　　很多外地人之所以选择在义乌建厂，则看中了其便利的物流条件。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义乌区域经理张金银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义乌，5公里范围内，产品发货、报关、检验检疫等环节都可以完成，而且物流有着极大价格优势。以内贸为例，申通快递(13.240, -0.07, -0.53%)在全国其他地方批量发货起价3元到4元，但在义乌可以做到一单8角钱。而且在义乌这样一个小商品集聚地，对产品设计、研发、推广都有好处。

　　市场带来了产业集聚，产业又辅助义乌成为小商品之都。浙江省省委党校教授、义乌市人民政府顾问陆立军对于这种模式颇为推崇，将其称之为义乌模式。他在公开场合多次以义乌的袜业举例，“运输成本上涨帮了义乌的忙，使原本集聚在广州的袜业扩散到义乌，形成新的集聚区，把一个单区域集聚变成了两区域集聚。运输成本上涨伤了珠三角的袜业，促使那里原本集聚的袜业扩散甚或转移到了别的地区。”

　　依托于这种便利条件，义乌饰品产业呈现稳步上升之势，在产品质量、款式花样、原材料提升等方面与广东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尤其在市场份额上，已超过广东。义乌饰品已占国内市场三分之二份额，是国内流行饰品最具影响力的集散中心。在国际上，占据国际市场五分之二份额，是外商来华采购流行饰品的首选地。

　　但是，义乌的这种优势正在减弱。周松强介绍，义乌饰品产业规上企业销售额在2014年到2016年出现了下滑趋势，但比较缓慢，“需引起高度警觉的是，2017年来，饰品产业规上企业销售额出现断崖式下降。2017年同比下降45.09%，2018年同比下降53.68%。”

　　义乌经信局副局长丁汉君认为，小商品制造业产值已经到天花板，所以义乌近些年在做产业升级，频频引进大工业企业，“那些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了，没办法在这里生存，还是要搬出去的。浦江、东阳等地成本都比义乌低，它们不一定要在义乌。”

　　不过，义商智库院长周淮山认为，义乌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引大招强，把科技含金量高的企业引进来。另一方面，义乌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制造业，它们支撑起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

　　但是，对于义乌来说，工业兴市的构想宏大，实践起来还需要时间检验。义乌财政局的报告中认为：“新兴产业产能尚未有效释放，税收收入增长缺乏新的支撑点。”

　　不少义乌受访者认为，如果这些中小制造业企业没有了，就是把义乌的根挖断。“这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这种企业如果说都被拆掉了，小商品市场未来怎么发展？”一位受访企业家质问，“义乌大陈镇本来是中国衬衫之乡，如今这个称号为什么没了？值得义乌去反思。”

　　（应受访者要求，田丰、梅军、李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