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中的群众智慧

　　如果你向一大群人提出问题请其决断，结果你得到的平均答案要远优于一群专家所给出的答案。

　　在今天的投资领域，只要一提“大众”一词就带上强烈贬义。每个人都不想成为“大众”中的一员，因为大众永远是错的。在基金行业里有一句格言：“绝不要跟风交易。”投资家、策划师、经济师这些专业人士打从心里不相信大众智慧，有时媒体也是这样。

　　相反，人们更乐于进行逆市交易，也就是说，大众做什么，我就反着来，因为大众愚不可及，往往作出错误的决定。如果大家都在做多头，那我就要做空头，反之亦然。投资家们殚精竭虑，感情用事，以期达到特立独行的效果。

　　策划师和经济师们经常在其报告的序言中，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观点如何与众不同，好像只要能标新立异，什么分析不分析就不那么重要了。针对这种日渐流行的逆市交易论，当代世界最棒的投资家之一乔治·索罗斯有一回这样说道：“我自己可是个‘反逆市交易者’。”

　　不言而喻，人类总容易模仿他人，总容易受喜怒哀乐的情绪影响。投资家和投机商们贪婪不已、惊惧不安，在股市中蜂拥而上，盲目竞价，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最终会导致价位虚高，产生泡沫。然而，我要明确地指出，并认真讨论，这种情况并不能否认投资大众具有超于常人的直觉，特别是对于长期投资有过人感知力，因而其判断力应该得到尊重与认同。

　　金融市场对战争的预测

　　直觉、本能和常识在进行预测时能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权威的预测不可信，市场本身的智慧才值得重视，因为那是许多个体独立见解的集合，这样的判断我们才更应关心。

　　早在1940年夏天，伦敦股市就推断出英国不会被征服，虽说那时还未发生不列颠战役，许多英国人感到完全悲观绝望。股票经过长期低迷，在6月初抄底返升，虽然直到10月份形势才明朗，可以肯定德国人在1940年不会入侵。直到18个月之后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人们才相信英国最终会获胜。

　　与此相似，德国股票市场虽然处于“警察国家”的严密监控之中，人们也能理解1941年10月德国的征服已达顶点。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洞察力。要知道当时德国军队看上去是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从未被敌人击退过。当时，谁也没有感觉进攻苏联会从胜利走向失败。事实上，12月初一架德国巡航机已经瞥见了莫斯科的屋顶，与此同时，德国控制的欧洲领土已经超过神圣的罗马帝国时代，谁也没想到所有这些最终会化为泡影。

　　纽约股市认识到1942年5~6月的珊瑚海与中途岛战役所取得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1942年春天，证券市场正在走出低迷，不过我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军事专家的评论，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对失败与投降的连篇报道引发人们对战争决策者，以及战地指挥官的激烈批评。聪明的媒体人忙着写他们所谓的新闻，根本没有注意到珊瑚海与中途岛战役的重要性，事实上，那是日本庞大帝国建设及其攻击美国计划的衰落点。

　　事实上，美国媒体从战争一开始就接连犯错。《纽约时报》根据美国作战部所提供的资料，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大肆夸耀盟军一些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对太平洋舰队的损失则有意少报道。

　　金融市场与专家的博弈

　　然而，在回到大众理论议题时，经济学与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于194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反驳当时流行的中央计划经济学说。

　　在文章中，他指出中央计划经济无法作为价格杠杆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他认为中央计划者不可能将一个庞大人口所发生的零零碎碎、各不相同的信息资料汇总起来，不管是人还是电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好的”经济决策只能由价格杠杆来完成。市场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所有相关信息(包括主观偏好)都要通过价格机制来汇总，进入单一市场评价系统，这一系统虽非尽善尽美，但还是比任何人脑或电脑编程出的数字更有作用。这种洞察力就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但它只是一种观察，并非一种结论。正如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亨利·曼尼最近指出的那样，它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理论：如此之巨的海量信息是怎么有效地归纳，变为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他这样问：“加权平均数是怎么得来的？”他又说：“有效市场假说几乎完全基于经验观察，从未提出过任何理论来解释市场为何如此有效。”曼尼的回答看来可以这么理解：大众智慧的结果。

　　索罗维基在其《群众的智慧》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群体在作出决定时往往要比天才专家更正确。换句话说，“多数比少数要聪明”。他指出，那些专家充满偏见，视觉有盲点，另外专家在进行预测时，其自信度往往带来不可信度。虽然不能保证，但是一组个性特异、观点独立、动机不同的人群可信性要比某一个人，甚至一群专家更大，更能帮你作出最好的决定。

　　还有一些心理学家指出：如果你向一大群人提出问题请其决断，结果你得到的平均答案要远优于一群专家所给出的答案，不管那些专家如何德高望重、认真研究、博闻强记。不管是人群，还是大众，或是市场，都需要具有多样性，广大投资家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取信息，并在各种环境中进行调整。

　　股票市场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汇总系统。这种集合判断系统如果碰到个人怀有某种正确激励时，就最为有效。股票市场中的投资家总和就是社会学者所谓的“复杂适应系统”。正如市场策划师迈克尔·莫布森在其优秀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复杂适应系统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不能把个别加到一块，就以为得到了全部，全部要大于个别之和。

　　股票市场的理性

　　曼尼与索罗维基都强调，竞猜的参与者必须多样化，他们的判断必须是自我判断，与别人毫不相干。同时，参赛者必须“关注”要猜的问题。在竞猜中，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他们不能胡猜，也不能坐在一起交换看法，思考正确答案，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他们的判断就是“群体思维”了，那是臭名昭著、毫不可取的一种思维。群体思维所作出的决断，总是要比个体集合所得出的结论差得多。只要适当核对总结，我们就能看出大众思维的效果完全相反。

　　要研究大众是否有智慧，股票市场实为优良范例。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小聪明，而是指那种对重大事件的洞察力。股市中包罗万象，有各色人等，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上一些重要证券市场中至少都有数万股民。由于众多投资者的多样性，由于这一离散团体的组成五花八门、看法各异，因而在进行决断时这一团体就会运用多种直觉。

　　此外，大众团体比较有知识，信息掌握得也比较充分。当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是火箭专家，然而，他们并非都是傻瓜。他们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单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会依某种自然规律进行判断，作出决定。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一群股市大众完全达到了动机标准的要求，因为他在进行决断时动用的是自己的钱。这是一群狐狸，并非一群刺猬。

　　结果就是股票市场成了深谋远虑的老家伙。有时在最紧张的时刻，它会惊慌失措、举止疯狂，有时它还会进行非法交易，形成一大堆泡沫。个体投资者或一小帮投资者可能失去理智，但是从长线来看，整个股市基本上是理性的。正如莫洛辛所说：“我们必须小心从事，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理智，就推断说整个股市都失去了理智。”

　　事实上，正是投资者怀有的极度恐惧与贪婪才造成股市的繁荣，越走越高。但是，在改变生活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投资狂热，比如19世纪人们对铁路的投资热，到20世纪衰退时期对科技的疯狂追逐。回首当年，即使在2000年的非理性时期，股市作为一个整体，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当时科技股与网络股虚高不下，而一些过气产品的股价则被杀低到可笑的程度。对于个股而言，我认为大众并非最佳的评价者。

　　然而，如果我们抹去战争硝烟，去除统计数字的迷雾，就会发现股票市场具有一个灵敏的大鼻子，它的直觉可谓惊人。这就是为什么当情况悲观、坏消息不断时，有些股市老狐狸就会这样说，“股市反响不错”，或者是，“股市反响不佳”。最经典个案就是20世纪40年代，当那场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发生时，世界主要股市对轴心国兴亡的反应。

　　我认为股票市场具有独立、多样和离散的特点，它所作出的判断是以金钱利害为动机的，其最后决定是建立在集体决定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乌合之众，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体。(摘自《二战股市风云录》第一章，作者：[美]巴顿·比格斯，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