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商联日前在调研中了解到,90%以上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微型企业的融资状态更为窘迫,中小企业能从银行拿到2~3分利(月息)的贷款已经相当不错,浙江地下金融的月息甚至已经高达5分以上。
浙江,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地下金融最活跃的地区。自2006年轰动全国的吴英案爆发以来,笔者每年均会前往浙江东阳和义乌等地走访,对地下金融的真实状况有了更深切了解。
走在义乌、东阳市区的街头,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招牌遍地皆是。当地人士告诉笔者,这些招牌的名字不一样,但基本上都会涉及地下金融。
不同的招牌对应着地下金融体系中不同的层次。寄售行的本业如其名所示,货物寄售、收取手续费,具体费用面议。寄售行的牌照不能融资,开办的手续很简单,工商登记即可,投入成本也小,微型门面,一个人,一张办公桌,正规做生意都做不大。当地一位寄售行老板说,只做寄售的话,"一个小店一年也就搞个几万块。"
于是寄售行大多偷偷放高利贷,因为受自身资金规模限制,老板私下里以3分利、5分利从亲友处集资,再以5分以上的利息放出去。寄售行还往往是一个销赃场所。
相比寄售行,典当行资本规模就大得多,而且有融资功能。有段时间,义乌的寄售行往往挂个"当"或"典当"的招牌,一般人也不知道寄售和典当的区别,寄售行也去接典当业务。后来经历了整顿,现在已经没有寄售行挂"典当"牌了。
典当行之上,还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可以从银行拿到低息贷款,再以高息借出去。小额贷款公司本是监管部门意图引导地下金融阳光化之举,但实际上不乏涉入地下金融者。
如此旺盛的民间借贷,实是应地方经济需要而生。这里中小企业多、商人多,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等特征,银行无法满足。
一位在当地开投资公司的人士就认为,民间正常的借贷行为,有其合理性,反映的其实是银行信贷的缺陷。
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贷款到期了,非要还旧才能借新,否则信用就没有了。你总不能叫他把正在做的项目停下来,楼房没盖好就廉价卖了还贷吧。再一个是新上一个项目、新买一套设备,或者去拍卖一块土地,大部分资金到位了,就差那么一笔钱,你凑给他整个项目就成了。往往就两三天的事,或者很短期的一个需求,银行又要抵押又要审查,还要走手续,现在贷款的权限还在往上收。"
"所以就找寄售啊、典当啊,虽然你看着是3分4分的很高的利息,人家放一笔钱在这里,不做其他用途,就是等着为你救急,这个还是值得的。他们也有一个资金成本的问题。首先他的钱的成本比银行高,往往都是2分以上的利息收进来的。其次,用于救急的毕竟不会特别多,贷款到期之类的情况,可能只用到他的一半的钱。那么实际上他整个资金的月息也就2分。对于担保公司来说,它赚到的钱并不高。对于使用的人来说,他短期应急,支付的成本其实也不大。"
除正常的生产经营外,当地民间借贷用于给赌徒提供资金是很大一块。浙江部分地方赌风颇盛,赌注亦大,村民之间一日输赢数万并不少见,老板之间更能高达百万之数。赌徒一般不会吝惜为赌资支付高息。
当地既有大量融资需求,也有充裕的资金供应。义乌市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民间资本最雄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东阳经济总体稍逊,但出产的知名大富豪更在义乌之上。这两个城市所创造聚积的巨大财富,不肯放在银行贬值,理想的投资渠道又少,进入地下金融体系以获取较高利息,是颇为常见的选择。
知情人介绍,进入地下金融体系的资金中,除了部分企业和个人的富余资金,也有一部分银行贷款"曲线"进入。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些中小企业以工厂的资产抵押贷款不用于生产经营,而是流入地下借贷。有人甚至放弃自己的主业,他算计下来,获取高息可能比生产更有利可图。一些担保公司和典当行,以低息获得贷款,也进入这个市场博取高利。
毕竟是地下金融体系,缺乏透明,更无监管,正常需求与种种灰色乃至非法行为互相渗透,密不可分。发展到后来,遂产生了一批金融掮客,低息进高息转手,居间吃利差。
如此滚动下去,则利息越来越高,最后所有的资金集中在敢出最高利息者手中,风险也急剧放大,这个行业中的有识之士也明白,此种模式实际上不可支撑,没有一个行业能够长期支撑这么高的利息。从杜丽敏到吴英,一个个鲜活案例,诠释着种种神话的破灭。
地下金融风险无疑冲击了国家经济、金融秩序。公安部、银监会和央行多次组织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活动。打击整顿之外,一直以来都不乏专家认为,面对现实,将地下金融机构合法化,也是解决民间资本去向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