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大王贪8亿判死缓 四兄弟陆续被捕斥政府抢劫(2)

光明家具集团

脱不掉的劫数

冯永明的陨落只不过是中国企业家悲剧的另一个版本，在此之前，多人都在股权之争这条华山道上跌入悬崖。

回顾中国企业界近年一些著名的事件，不少企业家的遭遇，与冯永明有着完全相同的地方——他们都与企业的“产业清晰化运动”有关，而且都重重地撞在了“国有资产”这堵硬墙上。

从2002年到今天的八九年间，从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仰融出走华晨，到春兰陶幸健MBO失败，再到“乳业教父”郑俊怀、“油王”龚家龙，以及“家具大王”冯永明的牢狱之灾，曾经风光无限的红顶商人们，都纷纷踏入同一条河流：成也红顶，败也红顶。他们都在“产权不清”这堵高墙面前碰到铁壁，善始者众，善终者寡。

2002年1月9日，健力宝的李经纬与三水市市长冷冷地相对而坐。自1998年以来，他们因为健力宝产权分岐而势同水火。不久，健力宝被张海收购，元气大伤。李经纬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当年的“中国第一饮料企业”，如今几乎消失在市场之中。

这年1月，科龙也不平静。1998年底其创办人潘宁去职之后，2002年，容桂镇镇长拍马上阵，亲自出任总裁。10月31日，一个经历可疑的企业家顾雏军收购了科龙这一具已被掏空的躯体。2005年，科龙出现36.93亿元的巨额亏损，顾雏军被判刑。这家优秀的家电企业也成为了产权游戏的牺牲品。

一些企业的MBO(管理层收购)努力，也在这个时期夭折。2002年， 陶幸健主导的春兰MBO无疾而终。紧接着，海尔、长虹、海信的MBO也一一被否。

由于没有制度与法律上的保障，几乎所有的企业产权变革，都是一场巨大的冒险。2004年，致力于MBO的伊利创始人郑俊怀，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郑俊怀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仰融也是败在了华晨的“产权归属”这一环上。经与沈阳市政府激烈冲突之后，2002年5月，中国汽车传奇人物仰融飞到五台山拜佛祈福，随后悄然赴美不归。而曾豪情万丈的华晨汽车，从此不复当年雄心与锐气。

产权问题还困扰了曾号称 “国内唯一民营油企”的天发集团。虽然创始人龚家龙一直认为天发就是他自己的企业，但天发成立之初的定性是“全民所有制”。天发的成长与光明家具颇有类似之处。毫无疑问，在1996年，天发如果没有当时的国有身份，是不可能上市的，但是，荆州市并没有给天发投入资金。后来，龚家龙也因“挪用资金”在牢狱中待了19个月。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件看，“红顶商人”们为转移国有上市公司资产，而进行的纷繁复杂的股权设计、资本运作，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是无法逃脱“贪污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的。

脱不掉的底色

据说，冯永明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很冤，无罪，在牢狱之中还写信给家人，称“相信法律的正义”。

但是，企业家们在产权变更这样敏感的问题上，的确不能心存侥幸。冯永明作为创业者，本应该通过正当途径争取到自己应有的权利。比如，明确与国资部门达成正式股权分割协议，或者通过司法部门裁判股权纠葛。但冯永明没有这样做，而只是通过工商部门个别官员，将企业由全民所有制私自变更为集体所有制，并在上市公司中上下其手。这样火中取栗，后果当然可怕。在本文提及的企业家当中，冯永明是被判得最重的人——死缓，而且，他还把一家人都拖了进去。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群像冯永明这样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场，在旁人充满怀疑的眼光中，为中国展现了一幅生龙活虎的草莽商业社会图景：不拘一格，求变求存求强。其功是不可磨灭的。只是，二三十年来，中国的企业很少能有做到规范化经营的，大多产权不清，大多挂靠国企或者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家无论是身处国营公司、集体企业，还是民营公司、合资企业，都是在一片混沌状态的新天地中施展手脚，在一片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大展鸿图。他们虽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如今回头来看，他们的成长，都不可避免地行走在草莽中，行走在灰色地带。其中，创业者戴红帽子、挂靠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他们最基础的底色。

但正是这个底色，让企业里国有与私有产权界定不清。这个历史问题往往会产生巨大的麻烦。这种产权争议在国内并不少见。而其通常的结果，不是企业家把政府买通，化公为私，就是合作破裂，政府将企业收回国有。这样的故事，在一段时期里反复上演。

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股权问题没有界定清楚，客观地说，企业家和有关部门都有责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好的结果，是企业、企业家和有关部门都输了。

好在，企业戴“红帽子”与创业者戴“红顶子”的时代，正在慢慢成为过去，这个困扰中国企业一二十年的一个根本性大问题，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愿冯永明是企业家中最后一个被无情惩罚的有罪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