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舞弊 碳交易何去何从(2)

　　而更令姜喜诚担心的是时间问题：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期满，中国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还是未知之数。“很难，没有外国公司对CDM感兴趣了，2012年快到了，届时中国项目可能没有效益。”姜喜诚说。

　　力推自愿减排

　　“产生碳舞弊争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CDM不太熟悉。其实它并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它带有救济性。如果一个企业领了国家的补贴，又在申请CDM，EB就会把你否定了，它认为你有补贴，意味着你的资金是充足的。”梁猛对时代周报分析说。

　　由于越来越难以得到联合国签发，中国的CDM市场正在急速降温，国内不少从事碳交易的企业已经将目光瞄准了自愿碳减排项目（VER）。根据其交易原则，中国企业可以将减排量卖给国内的交易伙伴，扩大了整个交易规模。

　　2009年8月5日，天平保险向北京环境交易所成功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成交价格为27.76万元人民币，约合每吨碳指标35元人民币（5美元），用于抵消公司2004年成立至2008年12月31日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从而成为我国首家通过自愿购买碳减排量而实现碳中和的企业。

　　梁猛在2009年9月曾协助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该行动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企业“自愿设计规则、自愿确定目标、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招募20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排放类企业，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共同研究设计确定包括治理、核证、市场宗旨、涉及的排放物、基准线、抵扣、减排安排等内容的文件，形成自愿碳减排协议书。此后，愿意参与的企业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自愿碳减排协议书，按照协议规定承诺碳减排目标并参与排放权交易。

　　“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出资方之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做自愿减排这一块比较多，所以他们就计划把这套模式移植过来。”梁猛说。

　　但梁猛坦言，在移植过程中“困难是比较多的”。首先是在核查上遇到困难。为了确定企业碳排放量的基准线和基准年，首先要弄清楚该企业近几年的碳排量，但大多数中国企业没有碳资产和碳排放量方面的账目。而在松下电器、富士通、摩托罗拉和三星这样的外资企业，都有好几年连续的碳排放量的数据，有的还是第三方核查的结果。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处长王庶亦指出，现在的排放交易是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前提，存在许多制度不规范的问题，例如减排量核证机构没有资质认定，信息披露平台尚未建立。为此，国家将争取尽快出台自愿减排交易暂行管理办法，规范自愿减排碳交易活动。

　　“我们的企业，先不说核查的方法和基本内容如何了，他一听到要承担一些核查成本，就开始头疼了。”梁猛打比方说，“不少企业给自己套上了自愿减排的帽子，是出于塑造自己形象的考虑，但当他们觉得成本太大的时候，就会考虑这个帽子值不值得买。”

　　寻找碳交易价格

　　有业内人士表示，尚在酝酿中的碳交易管理办法包括了监管主体、交易主体（买卖双方）、交易对象、登记注册系统、交易场所、第三方核证、减排量签发等内容，并对这些方面进行原则性规定。

　　这些原则性问题自从2009年起国家发改委着手组织研究制定碳交易管理办法以来，召开了多次讨论会，每次讨论都会有新的提法，发改委根据各方意见进行反复修改，目前已经到第六版。

　　侯宇轩指出，出台碳交易管理办法并不能解决VER市场的根本问题，但是作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的碳交易法规，它对整个碳交易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够明确规划政策问题，解决法律缺失，统一标准，为后期的市场培育埋下伏笔。”侯宇轩说。

　　也有业内专家分析，自愿减排管理办法的制定，将在整个市场中达成有效的交易规则，同时也将推动市场发现中国碳交易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