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衰老”恐惧

　　9月7日，一场由法国六大工会组织牵头、参与人数据称达到250万之众的大游行席卷了法国各地。可能是嫌抗议活动还不够上达天听，9月9日早晨，身处漩涡中的法国劳工部长艾瑞克·沃尔特又收到了一颗子弹。

　　这样的文攻武卫，发生在法兰西的大地上倒算不上稀奇。但是法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挫折与经验，却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谁会成为下一个法国？谁能避免成为下一个法国？这样的疑问是各国的改革者们最为关心的。

　　现行福利制度已赋予欧洲社会60多年的稳定

　　追溯退休养老制度的发展进程，抗议与改革之间的纠葛贯穿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史的始终。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大量农民要么主动要么被动地与土地脱离，变成纯粹的无产阶级。早期劳资关系中，产业工人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工资积累不足以维持劳动力丧失后生活之需。严重的生存危机引发了劳资双方持续的对抗。

　　可以说，现代政府就是在感受社会矛盾发展到可能颠覆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开始从事社会制度建设的。从俾斯麦、罗斯福的尝试，到二战后西欧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确立，老有所养式的福利制度背后，都有一国政府风险预防和危机管理的政治考量作为推手。

　　从政府的政策操作角度着眼，既然社会抗议原本就是福利体制建设的直接动因和评价标准，严重的社会抗议是否可以构成否决养老金体制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现行退休金制度的设计者们，不是没意识到制度建设对社会抗议作出过多妥协的危害性，但他们更多地考虑到了养老金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安抚作用。

　　首先，对衰老的恐惧带给了养老金体制以天然权威，“个人缴纳一部分，国家补贴一部分”的福利幻觉可以用美好的预期来约束大家对现状的不满。

　　其次，在缴纳了多年分摊金后，劳动者们事实上已经被现行制度绑架。只要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比例没有大到积重难返的地步，那些缴了费率的人们就会自发地使这个体制维持下去。

　　众所周知，老龄化造成的“结构性赤字”，其到来是相当缓慢的。法国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到了2010年才进入退休高峰期，这就是说现行福利制度已经赋予了欧洲社会60多年的稳定。

　　战后欧洲的稳定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体制对原有抗议人群的一个历史性妥协的过程。不过着眼历史的逻辑，抗议可以带来改革，但是抗议并不总是支持改革。当产业结构的全球性调整、经济危机以及人口老龄化浪潮汇集袭来时，以稳定为第一要义的养老金制度就必须面对变革的压力了。

　　民众对改革步伐过快的不安

　　说到底，法国现行退休制度就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资金筹集，二是退休金发放。现在这两部分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在资金筹集上，就业人员按比例扣缴工资是退休金最主要的来源。目前一个普通劳动者每年要缴纳的工资比例是20%，如果维持现行制度，这一比例在2040年可能上升至35%。

　　在资金发放问题上，法国的退休金发放实际上保持着二元制的某些特征。私营部门的员工不仅退休年限平均比公共部门要晚2年左右，退休金缴纳率上也吃亏很多。既然改革共识已经形成，那么改革的推进为什么叠遭挫折呢？

　　首先，养老金制度的独特性起到很大作用。由于退休金福利的获得本身就是一个长周期的现象，获取退休金的稳定预期对于缴纳者而言就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心理保证。9月7日的游行人群中包括了许多可能在改革中受益的私营部门人员，这表明了社会上对政府改革步伐过快的某种不安。

　　法国总理菲永在9月9日电视辩论中所说的“必须不断使系统适应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养老金制度的未来难以估计”在科学上讲也许并无不妥。但谁愿意为一个未来几十年前景不明的养老制度按月缴纳自己收入的20%呢？

　　其次，社会抗议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法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其实先行于其欧洲邻居，早在2003年7月，法国国民大会就通过了时任总理拉法兰递交的一揽子养老金改革方案。当时德英等国的养老金改革尚未起步。为什么法国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呢？反改革势力的强势就是其中主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