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的幸福经济学

　　罗杰·科恩

　　对于幸福，英国人兴趣不大。神情严肃是正常状态，至多微笑一下。让自己开心，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等同废话。但尽管如此，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是决定设立一个国家幸福指数，每季度公布一次，以此来衡量国民的所思所想。

　　他对于“幸福经济学”的尝试已经引发了海潮般的批评，“思维混乱”是较为温和的评论。因为当下的英国，面临着一切都在削减的一年：从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到儿童的福利。大家一致认为，卡梅伦此举是想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因为现实中他一直举着斧子。

　　不管动机如何，衡量社会幸福感、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举动已经引起所有人的关注。西方工业国家开始测量国内生产总值时，大多数人的状况是“能够存活”；现在，绝大多数人有了足够的物质资源，但一个仍旧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他们在想些什么？”

　　现在看来，他们头脑中想的大多是不好的事情。紧张已经成为不断蔓延的焦虑情绪的代名词。这种焦虑不仅是个人关于工作、金钱和健康的担忧，还有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普遍性忧虑：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消费越来越多的食物；超过70亿人的世界会让“幸福”的定义发生逆转。

　　幸福的许多因素，如爱情、友谊与亲情都很难量化。英国的研究显示，金钱自身不会转变为幸福，尽管越富的人通常更为幸福；就业是自尊的关键因素；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幸福；人们需要超越物质的东西来弥补缺憾。

　　从下月开始，英国政府将就一系列问题让民众从0到10打分：昨天你觉得多快乐？昨天觉得多忧虑？你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多么的满意？多大程度上，你觉得自己生活中所做的事是值得的？

　　尽管这些问题算不上非同寻常，但是沃里克大学的幸福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沃德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当然他也补充说，“你睡眠如何？”以及“你觉得自己的时间紧迫程度如何？”也是重要的健康指标。

　　他认为，重要的是，此举标志着“从财富向精神的转换”，这或许是我们所需要的21世纪指标：国内精神总值。

　　负责这次民意调查的英国统计局引导了一次网络争论，结果显示，英国人认为的幸福是：鸟儿歌唱，了解自己，环境，对宠物负责，奉献社会，野外远足和阅读苏格拉底著作。

　　显然，幸福经济学不是精确科学，幸福指数与政策的联系程度如何有待观察。但是，它所追求的是为那些没有价格标签的事物赋予价值。扩大空间，清洁空气，安全以及从压力中解脱—这些都是那些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稀少的东西。此时，问题就变成：你如何在创造西方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岗位的同时，又能促进改善这些东西？经济增长当然是答案的一大部分，但它不再是答案的全部。

　　我想到了自己最近生活中的一些幸福片段。其中一个是漫步在Rengent公园，我的皮肤触摸到了春天的第一缕气息；另一个是亲吻我熟睡的女儿，她睡得是那么香甜；最后一个是在开罗目睹了埃及人民的强大尊严，最终带来了和平的改变。

　　这些片段联系着自然、时光和人类精神的传承。精神财富不是平淡无奇生活中的下一封电子邮件。

　　因此，我对卡梅伦的“大社会”计划将给予支持，这一理念的核心是人们能够给予别人更多的东西，比如，英国的自动取款机将自动给顾客提供一个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按钮。在经济灰暗的岁月里推销这一理念非常艰难，但它抓住了孤立的人们需要与更多人联系的一种需要。

　　这在美国也一样，自由和“追求幸福”是美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两者有所区别，这也是美国开国者的智慧所在。《独立宣言》保证了人民的自由，但对于幸福，它只是说需要 “追求”。现在，可能是时候来衡量下对于幸福的追求进行得怎么样了。

　　作者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纽约时报》专供稿件，李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