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震看“经济人”的社会属性

　　昨日在铺天盖地的日本地震报道中瞥见这么一条短讯：日本精密工具制造商泰珂洛公司宣布，地震发生后，“股神”巴菲特取消了原定22日的日本之旅。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持有泰珂洛80%的股份，原定巴菲特将出席这家公司福岛工厂的剪彩仪式。

　　考虑到福岛在这次强烈地震的影响范围之内，且尚有未可知的核辐射威胁，巴菲特的“临阵退缩”可谓合情合理。不过，联想到之前媒体对于“股神”此次访日的热烈关注，以及巴菲特在公众心目中日益高大的慈善家形象，读到这则消息总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点“不对劲”。

　　当然，如果真要说感觉不对劲的，比上述案例更加“露骨”的不在少数。比如，据日媒披露，地震发生后，某家电视台借机向广告客户大肆鼓吹，其收视率有望因这次空前地震的报道而显著提升；又比如，一家报纸在报道这次地震时，居然采用了以卡通形象“奥特曼”为主体的漫画形式。在数十万民众仍受困于灾情的危难时刻，如此欠妥当的做法自然遭到了民众、读者和观众的强烈不满，而相关机构也很快做出了公开道歉。

　　不过，还有一些发生在投资界的行为，尽管在部分人看来同样有失“厚道”，但却似乎越来越容易被公众所接受。比如，某国际大行周一发布报告称，因地震带来的重建需求，日本建筑类股票后市有望跑赢大盘；又比如，在周一的亚太市场，钢铁、汽车、芯片等不少个股“因祸得福”，股价逆势飙升。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似有争议的现象，并非只是出自无动于衷的局外人。即便是在地震发生的日本本国，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比如，上述国际大行报告的撰写者就是两位日本的分析师，而在周一的东京股市，鹿岛建设、住友大阪水泥等重建概念股更是被炒得满天飞，日股大盘逾6%的暴跌，但并未妨碍这些个股单日飙涨超过20%。

　　这让我想到了经济学中有关“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争论。亚当·斯密认为，人首先是一种自利的动物，追求自身利益永远是驱动“经济人”的原始动机。联系到这两天金融市场在地震后的反应，投资人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在寻找任何可能出现的新的赚钱机会，这可能就是“经济人”的本性驱动使然。

　　反过来，“社会人”的理论则更强调人从事经济行为同时所具有的发自本原的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社会人”还会着重考虑“利他”的原则。如果放到眼下的案例中，“社会人”可能会暂时把追求短期的投资收益放到次要位置。

　　但是，正如我们在大学课堂上所学到的那样，“经济人”和“社会人”并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很多时候，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相排斥但又互为补充。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周一的日本和其他亚洲市场，核电股的股价都大幅下跌。这说明，在这次强震发生后，民众对于核电设施的安全问题提高了重视，并通过投资行为将这种担忧反应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颇具建设性的风险提示。

　　再比方说，在灾后第一时间，很多投行看似“不厚道”地对可能受益的行业进行分析，但这并未妨碍这些企业对于灾区的关注和支持。一家华尔街大型投行周一就宣布，将捐款5亿日元帮助日本救灾。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投资界对于地震的一些“非常规”反应，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些。毕竟，灾难虽然沉痛，但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