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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05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1.25美元。
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中,中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在被调查的75个国家中是最低的,排在中国之前的包括印度、老挝、越南等国家。
无论是与国际标准,还是与国内的平均收入和人们的期望相比,我国贫困线看起来都是比较低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显示,即使按照贫困线应该达到的客观标准,如最低生存所需支出以及满足衣食等基本生存需要来衡量,中国的贫困线水平可能也太低。
对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王小林认为,“1.25美元也好,两美元也好,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主要作用是国际比较,方便评判哪个国家更贫困。而作为国家贫困线的划定,则要有国家整体财力的考量。
“就是你扶贫能够扶到哪个线。”王小林解释说,如果按照世行的标准,中国可能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但是中国财政资源只够扶5000万,那么政府就会把扶贫的标准降低,以便瞄准最穷的那部分群体,这样可以用最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
在他看来,对某个国家来说贫困线只是扶贫的一个方面,我国的贫困线过去是按照营养标准来测算,比如说每人每天需要2100大卡的热量,此外还需要衣、住、行等其他方面折算进去,变成货币价值就是1196。
从基本需求到健康生存
尽管贫困人口在减少,但有的地方减贫的成就尚不稳定,脱贫后还会出现返贫现象。
据范小建介绍,2008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中有66.2%在2009年脱贫,而2009年3597万贫困人口中,则有62.3%是返贫人口,这反映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和致贫因素的复杂性。
贫困线能否提高,对扶贫工作开展的质量无疑有着直接影响,但贫困线高低受到国家财力制约,按照目前我国的财政收支体系,能否把贫困线提高到1300或者更高的水平,仍然需要各个部门博弈。
“任何国家的财政资源分配都是一个政治过程,优先考虑钱花到什么地方,调整支出结构涉及到各个利益团体,并不是设定好有多少资金是用来扶贫的,不够还可以再加,需要权衡取舍。”王小林说。
他认为,对中国国情以及扶贫情况不了解的人都在喊要提高扶贫标准,就是以货币来表示的贫困线,在扶贫线标准短期内难以迅速提高的前提下,整体扶贫比单纯强调贫困线更为有效。
“实际上我国目标是2020年基本消灭绝对贫困现象,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就不单单是收入放面,还包括健康、义务教育、安全饮水、卫生设施等等,强调多维度的发展,只用收入很难衡量,因为收入可能被虚报。”王小林说。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四川省阿坝州等贫困地区进行的案例分析也表明,在经济收入之外,许多其他方面缺乏保障,比如生活设施、居民健康、市场流通方面,问题都十分严重,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收入贫困。
王小林在贫困地区调研后认为,造成贫困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在很多国家级贫困县,几大经济主体在收入分配当中利益分配关系不均衡,企业收入增长快,地方财政税收增长快,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也还可以,但是农村居民增长速度很慢。
这样长期发展下去,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贫困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县一级的政府,没有动力调整预算支出用在农业、水利等扶贫设施上。
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探索整体推进式扶贫,选取一定数量的农村,在规划时做好通水、通电等“四通工程”,同时合理安排主导产业的发展。
从政策演进来看,我国的扶贫政策已发生变化,从直接支持农村收入增加的措施,例如1993年至1995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2003年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和费,再到目前发展式扶贫项目,以及社会救助的扩大等等。
“现在我们已经发展成多维度扶贫,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扶贫救济不太一样。下一步我们将制定具体的可测量评估的指标,这远远超出贫困线的定义。”王小林告诉记者。《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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