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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上午,上海下着宛如细丝的秋雨,在淮海东路的一个办公大厦里记者见到了有证券业教父之称的阚治东。阚治东的办公室很大,办公桌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书柜,屋内摆设色调沉稳。记者见到阚治东的时候,他正在为一大箱子书签名。他对照着一张纸上的名字一一签名。自从 新书《荣辱二十年》出版之后,阚治东一直需要应对给书签名,“这本书写了不到三个月吧,但这材料的积累已超过了10年。”
著书立说者,在写作时总是需要想象着某某看到作品时的情形。那么阚治东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呢?“首先是申万证券、南方证券以前的同事、朋友等;书中提到了工行早期的情况,自然包括工行的老同事;其中也涉及上海、深圳两地市政府;以及参与关注证券市场的人们。”
阚治东看上去很干练、很精神,对工作充满激情。在人生经历几度沉浮之后,阚对记者表示,最重要的依然是要做点事情。阚治东从南方证券离职后从深圳回到了上海,但南方证券的任职让他在2006年遭遇了21天的牢狱生活。2007年,深圳检察机关终于撤消了对阚的起诉,阚重获自由。同年阚治东与尉文渊合作,开始专心做PE投资。股权投资,这是二十年来,阚治东最想做的一件事。
台湾圣严法师很是推崇“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一句似乎描述了阚治东一直以来执着的事业追求。阚在回复友人的博文中曾写道:“现在我带着一帮70后、80后到处看项目,干得很充实;突然又想起东坡先生的另一首词,可以形容我此时的心境: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关于327国债期货风波
“爸爸,我看到有书上说如果当年上海交易所的尉文渊不取消掉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的交易量,万国不会损失那么多,反而还可能是有赚的,管金生也可能就没事,是吗?”儿子的一句问话让阚治东很震惊。
“其实,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道理,当天不是国债期货的交割日,按最好的情况,管金生实现了浮盈。第二天国债利率提高的消息一出来,国债期货还是要涨的,浮盈还是要亏回去的,到交割日还不是一样亏损严重。”阚治东坚定地反驳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论调。
“当年上海一年向中央政府上交的财政收入是105亿元,交易所取消掉了万国的交易额,万国亏损十几亿;如果不取消掉,万国接下来可能亏掉的更多,那就不仅仅是亏掉一个万国的事情了,也许能亏掉上海一年向中央上缴的全部财政收入。”阚治东认为如果当时交易系统有今天这么发达和完善,万国在没有追加保证金的情况下是不能挂出如此大笔的卖单的,自然也就没有了该不该取消掉万国最后交易量的问题。
在当时的环境下,证券市场刚刚开始,没有足够的监管和经验。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有一些成为了今天证券市场的先行经验,也有一些成为了证券市场的试错石。那个时代的二级市场简直能称为庄家时代,万国证券是国债期货的空方,而对手方是当年的中经开。中经开在与万国的较量中赚得盆满钵满,但最终还是因为涉嫌操纵银广夏等股价而最终解散。在那个庄股的年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中经开也没能逃过坐庄致死的命运。
此后,庄家吕梁、德隆系等证券市场的庄家陆续倒塌,一个机构投资者主导的证券市场规范监管的时代到来。证券市场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股权分置改革,还进入了全流通时代,博弈力量的多样性和严格的法律惩治抑制了庄家操纵市场,资本市场转向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
券商发展面临管理挑战
“万国证券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激进的,相对地,人们认为申银证券保守。其实当年的申银证券并不保守,相反却是很进取的。万国在与申银的竞争中,第一只A股、B股都是申银承销的,对于第一只B股电真空的发行,万国证券非常重视,但最终还是没能竞争过申银。”
“企业的业绩和管理密切相关,做企业要用制度管人;而不是人管人。当年申银在员工激励制度等方面都有完善的制度。当年,申银和万国的竞争,制度也发挥了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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