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中的“特区”：深港前海试点模式初定

30年改革先区的深圳，又一次在探索制度试验的道路上先人一步。

12月27日下午，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立法研讨会在深圳市人大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表示，争取两三月内拿出《条例》初稿，明年上半年或大运会后出台《条例》。

“深港合作建设前海现代服务业示范区，不仅是产业发展的试验，也是制度规则的试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20日在前海合作区发展规划说明会上称，前海试点是一项重大历史性工程，是特区中的“特区”，将全面借鉴香港在政府管理、法律制度、运作规则、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先行先试的前提，是“用好特区立法权”。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由国家发改委8月26日批复，指出“前海管理机构享有相当于计划单列市的管理权限的政策”，在CEPA实施中处在先导地位。

“所有的优势中，深圳最大优势是特区立法权。”著名民商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随着前海深港合作区的推出，特区立法权这一制度能量，有望获得重大释放。

前海试点的“蛇口基因”

“前海试点，有蛇口基因。”深圳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按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指示，前海管理局成立的第一个月，他就组织全体同仁去蛇口博物馆参观学习，“就跟当初袁庚搞蛇口一样，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新的探索。”

“蛇口基因”背后，是“香港基因”。香港特区政府“智囊机构”智经研究中心知情人士透露，“前海试点”脱胎于深港两地政府酝酿多年的“河套方案”，确实带有鲜明的制度移植特点。

香港和深圳之间，存在大面积边境禁区，并已封存50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港深边境合作开发的提议就屡见不鲜，2006年香港政府宣布港深边境禁区从2800公顷缩小为800公顷，释放了边境禁区开发的信号，这个时候，深港交界处一块面积为87公顷、被称作落马洲河套的土地，成了双方用以启动深港合作的计划设想区域。

过去20多年，关于河套地区开发的计划和方案不计其数，跨境工业区、金融发展区、文化产业园区、商住旅游区、会展中心区、大学城区等等囊括无遗；今年12月，深港两地政府联合公布其初步规划，拟打造成为以发展高等教育基地为主，辅以高科技研发及文化创意产业的两地知识科技交流区。

不过，这已经不是原来的规划方向。该人士透露，按照原有总体思路，河套地区将建成“特区中的特区”，成为“港深都会”的示范区，基本上是前海当前的定位。

早在2007年，深圳市2020城市总体规划已确定了福田－罗湖中心、前海中心为深圳两个城市主中心。福田－罗湖中心为现有老区，主要发展市级行政、文化、商业、商务等职能；前海中心包括前海、后海和宝安中心区，主要发展区域性生产性服务业与总部经济。因此，相较于“河套方案”1平方公里格局，深圳转而改在前海划地15平方公里，其规划更具气魄和想象力。

事实上，原“河套方案”确实颇具魅力。该人士透露，河套地区的设想采用香港的法律和制度进行管理，率先进行两地人员自由流动的探索；另外，考虑到河套地区所有权（深圳所有）和管理权（香港所有）分离的实际，双方成立“河套发展管理局”，董事会中深圳和香港的股份各为50%。“管理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统筹负责河套地区的发展和日常的管理。

“河套发展管理局”具有部分的政府行政职能，但又不是纯粹的政府部门，实际上是代表政府进行开发和管理的半官方机构。董事会的存在，确保港深两地对河套地区各自的利益，也为两地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合作、协作、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快河套地区的开发不仅仅是这1平方公里如何使用的问题，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这种合作和磨合，两地探索和创新一种新的规划和合作的模式，为建构“港深都会”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