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创业者：我和你们不一样

　　90后创业者：我和你们不一样

　　看看这些更酷、更拽、更二、更年轻，却绝不苦逼的90后创业者，创业是他们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文_本刊记者 黄文潇 赵芃 编辑_房煜

　　“too young too naive(太年轻，太天真)”。这句台词来自《中国合伙人》，它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创业故事为原型，讲述了三个创业伙伴的人生故事。如果90后创业者看到这里，也许激动者要直接往屏幕上扔鸡蛋了。年轻怎么了，年轻恰恰意味着无限的想象空间。就在2014年4月中旬，由知名国际风险投资IDG资本主办的校园创业大赛在清华大学启动，启动仪式上，IDG资本合伙人李丰提到，他们刚刚投资的一家校园商务公司，是由三名本科学生创办的，其中两人还未到毕业的季节。至于投资的理由，第一条就是，“我们喜欢年轻人。”

　　如果一位创业者生于1990年，那么他现在不过24岁，他的生命长度不到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以时间为标准，把一代创业者单拎出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难免有小题大做之嫌。但是中国的90后确实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我们的研究认为，90后一代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欧美国家，代际之间也有差别，但差别是渐变的。”换句话说，中国的90后是独一无二的一代人，德勤咨询人力管理合伙人、专门研究过90后问题的王拓轩说。

　　在《中国合伙人》中，电影中表现的艰苦创业故事，是生于1962年的俞敏洪那一代创业者的缩影。通常说来，90后的父母一代，主要是60后。这些人如今已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顶梁柱。他们多数有足够的能力给自己的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生活硬件条件的完备使得90后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可以大踏步地迈向自己的理想王国，而不必像父母当年那样，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中苦苦向上爬。这样的待遇，也是彷徨的80后和苦逼的70后所不具备的。

　　当然，他们是完全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90后的成长导师，除了家长、老师、社会，还要加上一个互联网。互联网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能够从最优秀的案例中汲取养分，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而有想法，并且立即实践。1994年出生的陈正是我们采访中接触到最小的创业者，自己开公司做木地板生意，他说互联网意味着他可以“足不出户，走遍天下”。

　　从更广义层面说，这是真正伴随市场经济成长的一代人。当1992年中国开始实施“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后，他们的父母一代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很多人开始重新谋划人生，下海在那时成为时髦词汇。你是湖南人还是山东人已经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是选择做公务员、商人还是“劳动者”。这种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也使得他们在出生伊始，就面临着更为开放也更为复杂的跑道。

　　在我们的采访中，柯嘉华、陈正、郝冠来、齐俊元四人都在上海创业，生于1990-1994年之间，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们能比父辈更宽容地看待社会，上海广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郝冠来(1990年出生)说他的偶像是王石，因为他崇拜在巅峰时刻能够放手的人。即便是王石和田朴珺的事，他也认为，这个年代，肯为女人正名的男人需要足够的勇气。而柯嘉华的偶像或许出人意料，是毛泽东。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把毛泽东当做偶像的通常是宗庆后这样老一代的企业家。

　　横在90后创业的第一道难关，是如何处理老与少两代人的鸿沟，迈过父母这道坎。父母往往心疼子女，郝冠来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创业？郝冠来的父亲供职于银行，而母亲是一名教师，说起来亦是许多人艳羡的稳定职业，他却并不这样想：“我希望，当我有一天真正累了，想退休的时候，回忆起我的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想要“不一样”，成为90后创业者身上显著的标签。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创业学院院长杜葵表示，能不能让生活不一样，能不能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显得更酷、更拽，甚至更二，这样的想法在90后身上呈现出来，让他们在创业的时候显得相对更超脱一些。这样的超脱会让几位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创办706青年空间，办各种各样的讲座让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也会让在美国读了七八年法律，在华尔街律师做得好好的年轻人，回国卖果汁。

　　年轻，在商业过程中既可能成为优势，也可能成为劣势。因为太过年轻，开始创业以后，陈正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不信任。在他所在的行业，出来谈业务的都是年纪四五十岁的人。“我去跑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你是谁啊，我说我是经理，他们会说，你开玩笑。”聊的久了，对方才会稍微端正态度，“你小子懂得挺多的嘛。那你谈的方法还不错。”郝冠来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他通常会避免谈年龄问题。但是有时年龄小也会带去一些好处，“大家会觉得，90后这个小孩子，我得照顾照顾他。从人情上来讲会对你宽容些，有的投标，有的活动会更加倾向交给你来办，觉得你挺不容易的。”

　　但另一方面，创业经历，使这些90后的创业者表现出一种超越本身年龄的成熟感。对于引入资本，陈正的想法是：“资本对我也是很重要的，我更倾向于私人的，而且是做实木起家的人，机构只会给我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前辈，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大的人。”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电影与动漫中，郝冠来选择了动漫。不是因为自己更喜欢，而是因为更有发展前景。24岁的郝冠来分析说：“做公司要抛弃个人的喜好，完全站在市场的角度去考虑。”

　　管理成为90后的一个新挑战。黎娟刚刚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开除别人的经历。被她请出队伍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女老师，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迟到早退。黎娟苦恼公司里的年长者，总是以长辈的经验来压制自己。家长也因为自己年轻，而显得对自己教育孩子有些不信任感。对于陈正，父母也不放心。陈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他的母亲，公司账目也是由母亲负责。

　　针对这一问题，杜葵指出，如果说90后是按照游戏的思路创业，想要做好的领导，就得扮演好游戏的头儿。“怎样不断开发新的游戏，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下带着大家一起玩，他们得有这个意识，他们得了解他们的同伴，以及同伴在游戏中需要的是什么。”

　　毕竟90后还很年轻，他们目前的创业还只能用“在路上”来形容。杜葵表示，可能大学生里面也就1%出来创业了，而这1%里面又只有1%的人能够将企业撑过3年。现在对他们来说，未来还有各种可能性。“其实我们需要向这代人学习，因为最终这个世界是这代人的，肯定不是我们的。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一些东西影响他们，但最终还是他们的，最后被改变的肯定是我们不是他们。”

　　“我很理想主义。”齐俊元坦诚地说。他是Teambition创始人兼CEO。眼前这位CEO将满24岁，Teambition项目协作工具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创业项目了。打开网站主页就看到他的照片，干净、帅气，有种韩国暖男范儿，可他心里却住着个钢铁侠。

　　一声机器人语音提示响起，齐俊元的短信铃声。

　　“又有人给我们付费了！”在采访进行时，公司账户有一笔钱入账，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马上告诉身边的伙伴。

　　齐俊元和小伙伴们想象着公司以后能有一栋如同斯塔克公司(注：是钢铁侠的父亲开办的公司。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大楼，里面的一切都按照习惯设置成智能的，走进办公室灯会自动亮起，在椅子上坐下来要用的工具都自动打开，而他自己住在顶楼，拥有一个像贾维斯一样的机器人助手，它会把所有讨厌的、烦人的事情都做好，还会说“先生，你该睡觉了”。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享受的都是创造力的杰作。

　　他在普通人眼里是标准的天才少年。八岁前就在上海围棋排位赛中取得名次，初中成了少年科学院小院士，保送到上海中学，又免试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一路顺风顺水。但几次“毁三观”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被“大人”欺负过。八岁时跟一个年纪很大的人比赛围棋，遇到对手故意抹棋。齐俊元的复盘能力很强，他把棋从头到尾复盘出来，却因为年龄太小没有人相信。连自己爸爸也说：“你这样太不好了，下不过就下不过，干什么要跟人家赖。”从此他再也不喜欢下棋，而是把看棋谱的时间改作读书，常常一坐就是一天。

　　他对执着过的事失望过。中学时期他就很少在学校上课，大部分精力在做研究，做教授的父亲和在中科院工作的母亲都很支持。由于他做实验的水平比爸爸的研究生还要高，这些研究生常偷偷给这个中学生零钱让他代替完成实验。种种事情让他对国内的研究环境大失所望。

　　高三一年被上交大预录取之后他海量阅读，《硅谷传奇》给他很大触动，又在网上读到很多公司故事，尤其是不断创造前沿科技的施乐实验室令他心驰神往。美国最顶尖、最前沿的公司成为他努力的标杆。齐俊元当时就想，如果自己的企业有很多钱，也要把最厉害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不用顾及任何事专心做研究。因此，他有了开公司的理想和动力。他不顾家人反对选择读管理学院。受到乔布斯的影响，齐俊元看到商业化演讲的强大张力，大学前两年一头扎进了演讲和辩论里。第三年他就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这一代创业者通常不为金钱所迫，他们只肯为理想和快乐打工。

　　大二的时候林怡惠与朋友们一起做国际游学项目，教育行业很容易得到现金回报，他们第一次就赚到十多万元。几个人商量后不想把钱分掉做私利，决定要用这笔钱再多做些事。林怡惠到美国后一直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她想到成立个基金会做公益，并将游学项目划入公益基金会中，作为基金会的收入来源。能帮助一小部分孩子，就让她十分开心。

　　大三林怡惠选择到公司去实习。作为美国西北大学第一位学艺术史专业的中国女生，林怡惠进入了佳士得北京和香港公司。公司时常加班、内部人际关系的复杂、对年轻人缺少认可和包容，以及行业与自己想象的绝大差异让她很迷茫。她不再想要朝九晚五地上班，更加追求自己创造价值的感觉。

　　理想主义者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往往是基于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同理心。从小齐俊元就觉得，有人生病可医生却完全没办法的情况令人难以接受，当他看到美国的一间实验室用前沿科技治愈了原本得绝症的病人，就想让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信息。他开始组建团队做健康档案项目，由用户把自己的病例档案持续上传后，计算机能够实现相似病例间的横向比较，让人们知道更好的治疗方案。

　　测试版在演示后很快得到大家好评，拿到了天使投资，并吸引了很多的学生来应聘实习。那时候的热火朝天让齐俊元觉得自己甚至要做成一家像Facebook一样伟大的公司了，然后，每天在浮躁中度过。虽然产品没有被市场接受，但公司里的人都觉得是由于概念的超前，需要教育用户，他们活在了自己的错觉里。

　　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一天，齐俊元累得坐在一边，让来访者自己随便用一下自己的产品。看到别人的操作后，齐俊元惊呆了：“哇，居然这么糟糕！”自己团队设计的黄金路径在用户使用中根本就做不到。他马上决定把这盆冷水泼向一起工作的三十多个人，在一个多月内叫停了这个项目。项目中止、毕业忙碌加上女友跟自己分手，齐俊元第一次这么沮丧。

　　未来的路那么长，他们才不会在低谷久留。齐俊元很快开始了新的项目，组建新的团队。在上一个失败项目的运营过程中，由于医学领域分支很多，管理又不力，团队协同效率很低，他们做了一套内部使用的项目管理系统，齐俊元决定就拿它做新项目。他的想法变得更落地了，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让大家享受工作的过程，改善人们的工作方式。“像画家很在意画笔，摄影师很在意相机一样，好的工具能够带给人愉悦感。而协作中的摩擦很多是可以通过工具来改善的。”Teambition就在这样的想法上被建立起来。它让整个团队的工作透明、沟通高效，每个人都能看到项目的所有进展和自己最需要关注的内容。

　　“你产品这里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你对用户有怎样的期待？你花了多长时间做设计？”去年3月戈壁投资的人来问了齐俊元这些问题。从创业起，齐俊元就没缺过投资人关注，但戈壁投资问到了他心里。“别人花很多时间跟我讨论商业模式，但我最在乎的是产品。”齐说。几百万的A轮投资两天就谈妥了。

　　即使号称理想不会被钱所奴役，但是90后创业者会渐渐意识到，资金确实是个重要问题。

　　IDG资本合伙人李丰注意到高阳时，高阳还没有想好SegmentFault取得融资要做什么。还是IDG的人主动找高阳谈了几次才激起了他的兴趣。最终他选择让浙报梦工厂和IDG的投资同时进入，以提高自己在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双重影响力。高阳的开发者社区正聚集着中国最强大的程序员们，他不考虑卖掉公司，或者直接从中赚钱，而是构想再开发其它产品与这个平台的资源结合实现盈利。他在微信上组建一个交流群叫“丧心病狂的90后”，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创业，这六十多个90后的项目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亿人民币。

　　在过去的八个月当中，IDG就投资了有五到六家90后创业者创办的公司，且基本都是用最快的时间决定的。1992年出生的“一起唱”创始人尹桑常常头发乱糟糟就出门。李丰的同事觉得尹年龄太小，犹豫是否要等两年再投资，李丰却十多分钟就做了决定，他问尹桑：“你需要多少钱？我们投了，你不用找别人了。”

　　这一代在物质丰沛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创业者对资金的态度都更加理性。高阳看到过不少控制欲强、急功近利的投资人，他决心不拿土豪的钱，“不然就变成给投资人打工了。”

　　我们回到齐俊元的故事，他并不想自己赚钱，他只要对公司的绝对控制。但他还是把资金考虑得很优先，很早就开始做企业收费版的内测。“以前做研究、下围棋、参加比赛都是为了证明自己而已，但创业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负责人，考虑我能为用户解决什么，和我一起工作的人能得到什么，投资人在我这里想要什么。”齐俊元说。

　　吸取上次创业失败的教训，齐俊元在用户体验上追求极致。他们把用户请到办公室来，在无干扰空间观察其使用行为，还持续为企业用户做行业研究。Teambition刚刚发布了更新，虽然只是简单的导航的调整，但团队为此内测了两个多月，不断做修正。齐俊元说：“大家觉得90后不顾他人，但在我看来我们比更早做企业的人在用户体验方面做得更好。”

　　理想主义的种子还是在齐俊元的公司生长着，“我要做一个百年企业。”齐俊元说出这句话前不假思索，他把teambition商标注册到许多行业，与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相关的几乎全部覆盖，也许他想要一个自己的“国”，他要倾尽全部精力建造它。

　　这一代的年轻创业人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的烙印，他们更讲究平等、民主，更看重效率和实际效果，也更敢于不断地尝试。

　　Teambition在上海的办公室没有隔间，大家都坐在一起工作。上班时间自由，上午十点前到就可以，什么时候下班并不限制，公司会给员工准备每天的餐饮、水果、零食，还有健身卡。高阳的公司采用的也是这种制度。

　　虽然目前团队只有18个人，齐俊元已经在考虑企业文化的建设，“这个文化就是让大家做事都准备好，严肃地对待每一个问题。”面对公司每个员工都比自己大的情况，齐俊元早已适应，“只要我比大家都努力，只要我每一个决定都深思熟虑，只要你跟我说一个模型我能给你平行列举另外五种情况，那我就能够说服你。”他靠高速阅读带来的超广角视野解决了不少问题。

　　90后创业少有单枪匹马作战，他们知道协同与合作的重要。他们看人更积极、善意，之间的信任更容易建立，只要有共同的理念和愿景，就能与创业小伙伴达成共识。

　　高阳跟自己的设计合伙人董锋甚至还没见过面就决定共同创业了。两人最早通过线上讨论开源软件认识，直到都准备辞职把开发者社区做成事业才在北京聚了一次。他们和技术合伙人祁宁一起，三个人死磕一年，不拿工资还要把自己攒的钱投进去，就这样支撑到社区用户达到十万人。

　　“我是天赋论者。”齐俊元又给自己下了个定义，“人会有自己非常擅长做的事情，我要做的就是找到在某个方向很擅长的人。”齐在大学时候的室友姜翔既不会编程，也不会做设计，但齐俊元一定要他加入公司。看姜翔玩手机，他就会告诉你一个APP哪里好哪里不好。齐俊元看到他在察觉用户体验上的天赋，让他来负责用户界面研发。

　　理想主义者开公司总需要有人帮他考虑赚钱的事情，齐俊元拉来自己早年认识的伙伴做北京办公室负责人，虽然他跟自己成长经历相似，同年毕业，但这位小伙伴自然就更关注理想如何一步步实现，商业模式上怎么提高赢利，短期如何营收，什么时间适合再融资，市场推广如何加强。这些问题都将由他来确保。

　　这一代创业者对生活有着切实追求，他们多数不会任由生活被工作全部挤占，变成苦哈哈的样子。

　　林怡惠现在做的美国私立高中寄宿与学业管理项目是和老公一起创办的。1990年9月出生的她已经快要生下第一个宝宝，她认为如果没有另一半的支持，女生更倾向于选择进公司工作而不是创业，因为更加稳妥。

　　在豆瓣主页上，齐俊元写着“想拍最好的照片，想写最好的程序，想做最好的设计，最好能坐在阳台上写书，理想是——世界上最好的CEO。但最好的是每天陪你什么也不做。”

　　他对世界还没有多少防备，他说“我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阳认为能够创业的90后内心都比较强大，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且成熟度很高。就像齐俊元说的这一句：“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认为对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看)那又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