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黄益平：应对国际压力的政策艺术(2)

　　在政策讨论层面，我们自然应该全力反驳美国政客的无理指责，其实，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不仅令美国失去了18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还让世界经济增长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样的判断连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难以接受，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是其比较优势变化的结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况且，即使中国因人民币大幅升值而减少就业机会，这些机会可能会流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而不会是美国。

　　即使是一些提出制裁中国法案的议员，也并不希望这些法案真的成为政策，因为他们能看得到这样的政策可能给美中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政府也一直在尽力避免这样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美国财长决定推延汇率政策报告发表的时间得到佐证。问题是，政治机制一旦启动，就像火车上了快速轨道，就有难以操控的风险，况且，美国政府同样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也许萨默斯带给中国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奥巴马手中的牌几乎出尽了。

　　汇率决策应该化被动为主动

　　如此看来，适度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化解贸易战的风险，恰恰是保护中国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人民币适度升值，也符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在讨论汇率政策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当前的汇率水平做一个判断。国内外学术界对人民币到底被低估了多少有不同看法，但可能被低估这一点是有共识的。无论是看中国的外部经济失衡还是看过去30年生产率大幅提高，人民币适度升值其实是经济基本面因素决定的，而不是制造新的扭曲。

　　当然，既然人民币汇率机制是有管理的浮动，它就不是简单地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政府在实施政策调整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国内外的经济状况。

　　根据我的理解，6月19日以来人民币没有明显升值，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断恶化的欧洲债务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二是以出口行业为代表的国内利益集团施加了压力，特别是政府担心因出口萎缩导致就业减少。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然而，是否像有些部门所做的压力测试所警告的，人民币升值超过3％就可能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恐怕未必，起码这与中国在2005年-2008年间人民币稳步升值时的经济状况并不一致。

　　即使单纯考虑国内经济利益，人民币适度升值也已经是必然的选择，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控制升值速度并避免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流动。

　　第一，汇率调整是消除经济结构失衡的一项必要措施。过去七年来，中国一直试图调整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关键就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一些行政性的手段，比如通过国家发改委控制投资规模等，而没有真正触及激励机制。汇率扭曲不仅影响对外经济关系，也直接降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出口过多、服务业不发达和消费不足，都或多或少地与人民币被低估有关。温家宝总理已经多次指出，当前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第二，僵硬的汇率机制已经危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按照国际经济政策“不可能三角”原理，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框架是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水平，为了保障这两条，就要求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的管制。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日益下降，这已经严重影响央行制定利率和流动性政策的能力。如果我们认为独立的货币政策必不可少，那么，放弃过去过于僵硬的汇率机制就成为惟一的选择。

　　第三，不调整汇率政策可能令贸易战一触即发。我们当然可以批评美国国会的法案是反WTO原则的，但是，贸易战一旦爆发，我们就将不得不与美国一起承担其恶果。当然，美国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最近，一位美国专家告诉我，6月19日以来人民币汇率没有显著变化，令那些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和商人很难再在公开场合支持中国的政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