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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冲动
此时,成都市政府向张汝京伸出了橄榄枝。而他的入川,也为成都带来了一个改变城市命运的契机。
对中国芯片产业来说,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由于芯片业非常强调产业链的完整性,集群现象非常普遍,在2004年之前,内地芯片企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三个区域,当时长三角已有超过200家芯片设计公司,仅上海就达106家,投产及在建的芯片厂有14个,环渤海地区也有118家芯片设计公司,中芯国际和首钢NEC投建有多家芯片厂;珠三角地区则有70家芯片设计公司和珠海南科的1座芯片厂。
而在整个西部,当时仅有集中在成都、西安和重庆三地的38家芯片设计公司。
产业的繁荣,导致2000年之后挖角盛行和员工频繁跳槽,上海、北京等芯片业聚集地的人力成本开始日趋高昂,项目稳定性不断降低。而在内陆地区,人力资源乃至水、电等成本都更加低廉可靠,这逐渐引发东部乃至全球芯片企业的集体西迁。
“未来数年之内,中国必将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之外形成芯片业的‘第三极’。”2004年12月29日,中国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院长赵振元曾向记者表示。
在这个产业迁移的过程中,谁能成为承接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其时,芯片产业方兴未艾,在各类高科技产业投资中,最受地方政府追捧。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稍具产业基础的中西部省会,都无一例外,把芯片列为政府重点工程,各举全市之力,争夺西部的“芯片第三极”宝座。
此后数年中,各城市为吸引西迁芯片公司不遗余力。一位参与招商的政府工作人员回忆说,在那个时期,各地不但都为芯片厂商提供了最优惠的地价、财税政策、水电气等基础资源价格,还在人力资源、政府补贴等各个环节提供“高度灵活”的政策,甚至专门为引进企业“特事特办”。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态度也是“以芯片企业为中心”。
很多地方政府都把全国乃至全球的主要芯片公司全部整理分类,并由专人联系,随时跟踪对方进展,有名气的芯片企业稍有表露西进态度,地方就立刻有高层官员跟进洽谈,在一些重要的项目中,市长、市委书记甚至是省长、省委书记一级的官员更直接出面。
地方“暗战”
地方政府的努力令企业的迁移不断加速,从2003年到2004年,大批的芯片厂商纷纷落户西部各城市。不过,各城市的“第三极”角逐却依然胶着。
在各地政府看来,谁能在此时首先引入芯片厂,就有望占据先机。
在集成电路行业,芯片的生产分为不同的工序。除了前端的设计和后端的集成和应用,制造过程有芯片制造和封装测试两个环节,其中最重要的是芯片制造。封装测试的工艺较为简单,投资较少,很多芯片厂商早已在中国甚至西部投建封装测试生产线;芯片厂则投资巨大,工艺复杂,是集成电路产业的至高点,也是芯片企业西迁过程中最大的缺环。
“芯片制造是一个发动机,整个产业上下游都围绕芯片聚集。”10月18日,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当时存在产业缺环的西部地区来说,哪个城市先引入芯片生产工厂,就意味着能带动更多的设备供应商、芯片设计厂商、封装测试厂商、整机设备厂商乃至销售渠道商落地,带动当地芯片产业的基础实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形成中国内陆区域的芯片产业聚集地。
某地方政府人士告诉记者,当时,除了引资政策和投资服务的角力,各城市在影响力足以颠覆平衡的重大项目上更有激烈“暗战”。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2003年,英特尔计划在中国设立第二家封装测试厂,其间超过10个城市展开角逐,成都本不在英特尔的考察名单中,仍通过多方努力挤入其中,最终让英特尔变更初衷,落地成都。项目公布后不久,与成都竞争最为激烈的重庆市即开始密晤台湾茂德,计划在重庆投建1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西安则与台湾美光联络密切,武汉市也与芯片制造商有紧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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