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规避争产之祸：早立遗嘱 财富注入遗产信托

　　解决财产分配不明或者不均所引发的财产争夺问题？北京威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传理建议财富持有者要尽早进行规划。

　　“要么像李嘉诚一样，财产尽早分配清晰明了；要么像邵逸夫一样，处理好财产，并且早日立好遗嘱。”

　　明晰分配

　　在经过数年对媒体的吹风之后，2012年5月李嘉诚对外公布了财产的分配，概括言之，即长和系资产由大儿子李泽钜管理，另外，会资助二儿子李泽楷发展自己的事业。

　　李嘉诚的安排，可谓是香港家族企业近年来财产过渡最为平静、口水最少的典范。

　　一方面，缘于李嘉诚多年的苦心经营，早年就已经做好对李泽钜和李泽楷的安排；另一方面，李嘉诚在处理方式上也较为果断清晰，一个独给股票，一个独给现金的分配方式避免了日后股权和现金交叉打架的事情发生。

　　像李嘉诚这样把财产分配清楚，世人皆知的还有传媒大亨默多克。不过，默多克所面临的问题则比李嘉诚更为复杂了一些，即是婚姻。

　　默多克之所以在与妻子邓文迪离婚时表现淡定，一方面是签订了婚前协议，并且受到纽约州法律的保护；另外一方面默多克很早就对旗下的资产以及相应受益者做了明晰的划分，并设立家族信托基金来控制旗下企业，按照信托基金的相关保护条例，离婚对企业的管理权、所有权和继承权不造成任何影响。

　　不过，王传理对记者表示，李嘉诚的处理方式有特殊性，处理复杂的管理架构也非一年之力，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

　　而默多克的处理则是基于美国较好的市场环境，与中国的婚姻条例不同，两者均不具备普遍意义。

　　早立遗嘱

　　相比之下，邵逸夫早年就处理好财产，并且立下遗嘱的方式则更为具备操作性。

　　邵逸夫离世之后，邵逸夫的财产处理方式为他身后平静打下了基础。早在1997年，邵逸夫因不想身后妻子与子女闹分家，就曾立下遗嘱分配其百亿身家。

　　王传理认为财富持有者需抛开固有对遗嘱的认知，把遗嘱的设立可以当成是对财富的保驾护航。

　　就遗嘱的内容而言，遗嘱具备了几大保障功能。第一是避免给家族和企业带来混乱。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尽管企业有管理架构支撑，但家族却难保不出现因若干个继承主体一哄而上的局面。

　　第二，遗嘱同时可以附义务，比如要求继承主体履行赡养的义务才可以继承，或者谁的贡献最大就给谁以更多的财产。从这个角度而言，遗嘱细致到何等程度完全由立遗嘱人自行决定。

　　另外，基于中国特色的不动产权登记制度，要求须经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专职部门将有关不动产物权及其变动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后方可拥有不动产权处理权限。

　　如果此前未做过申请更换，或者未曾留过遗嘱，将来一旦发生危机，房产就只有通过诉讼才能达到过户的目的。

　　除了认知到遗嘱的保障作用之外，王传理还反复强调早立遗嘱的重要性。

　　“一般而言，早立遗嘱是很好的方式，可以更多地体现立遗嘱者的意志。”王传理说，随着年龄增大，自主性的能力降低之后容易出现被误导的可能，这就是容易出现多份遗嘱的原因。

　　借力信托

　　早立遗嘱的确占据解决财富分配的先机，但具体到运作层面，邵逸夫则选择了一种看似一劳永逸的方式：信托基金。

　　公开记录显示邵氏旗下的信托基金主要有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邵逸夫奖基金会有限公司、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其中，前两者以捐赠为主要功用，剩下的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即是为子女成立的信托基金，这一基金的管理已在早年被一个低调的离岸公司管理。

　　委托第三方，将资产注入信托基金来管理财富的方式近几年已经开始频频被提及。

　　作为一种以资产为核心、以信用为基础、以委托为方式的现代财产管理制度，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对于很多坐拥巨额财富的家族而言，信托制度的一大好处在于起到了企业与家族之间防火墙的作用。

　　遗嘱信托在美国应用广泛。美国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在内多个家族早在上个世纪早期就已经以信托的方式完成财富的传承。中国香港以李嘉诚、李兆基为代表的家族，也都纷纷设立信托基金管理旗下巨额资产。

　　与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富豪阶层公开的运作相比，中国内地的尝试者还在少数。

　　事实上，中国商业银行早就开始了对高净值财富人士财富管理的业务运作，但遗产信托的开展也只是近两年的事情。

　　建设银行的一名负责财富管理人士的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接洽的企业家人数虽然呈上升趋势，但直接达成业务的还在少数。

　　“主要还是因为我国的信托相关的管制条例还比较粗糙，同时整个金融市场的环境还有待改善。”王传理说，已有很多律师开始接手跟信托相关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