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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证券报》1月15日的报道,总额高达30.3亿元的中诚·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仅剩半个月就将到期(1月31日)。而该信托计划的融资方山西振富能源,不仅陷入多起诉讼纠纷当中,而且名下矿厂大多停产,当下已无力偿还该笔信托融资。
如果半个月后发生如此巨额的兑付危机,投资者的本金全无,必将引发信托市场的巨大震动。故而,市场均在猜测和观望,在该信托计划到期前,作为发行方的中诚信托以及代销方的工行山西分行将如何应对,来维持此前信托业的“刚性兑付”。
自2012年以来,我国信托业虽出现过兑付危机,但所涉金额均没有如此巨大,其优先与次级资金的杠杆比率亦没有如此之高。故而,即使融资方发生经营风险无法到期全额兑付,最终,信托公司和银行业亦可以通过各种手法辗转腾挪进行“补缺”,勉强维持“刚性兑付”。可是,面对高达30.3亿元的到期兑付规模,尤其是融资方因牵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而造成资产严重缩水,如果要勉强维持“刚性兑付”,中诚信托和工行需要凑出至少20亿元资金。
在银行业监管日趋严厉之下,并且工行由于其本身亦没有连带性的担保责任,有可能不会承担这笔巨额“补缺”。而作为这笔信托计划的发行方,却最终会因为疏忽调查以及不及时披露风险而难逃其咎,破产清偿亦不是没有可能。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三季度末,我国信托业管理信托资产规模高达10.13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60.3%,为7年前的27倍(2006年仅为3800亿元)。而我国信托业如此突飞猛进的资产规模增长,其实与信托业自身运营能力提升的内因无关,而是全拜商业银行收缩信贷规模的外因所导致。正是在这一外因驱使下,诸如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信用度偏低企业,均大规模涌向信托市场,以谋求曲线融资。而商业银行对此则是极其配合和引导,因为由此商业银行既可以赚取不低于正常信贷的利差,又可以轻易实现信贷资产表外化处理,从而达到规避存贷比和存准金率的指标限制。
事实证明,过度依赖上述外因所导致的信托业资产规模扩张,是一种虚假繁荣。近年来,我国信托业的整体运营水平,尤其是风险控制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因为在这一金融背景下,绝大多数信托计划,信托公司在其中仅起到单纯的通道作用。
如果,中诚信托发行的“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其兑付风险真正爆发的话,并由此引发中诚信托的连带责任(甚至破产清偿),我们期待以中诚信托为鉴,能够对我国整体信托业起到警示和倒逼改革的作用。
信托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相当重要。与其他金融业态相比,信托业的业务覆盖面极其广泛,既具有商业银行间接的放贷功能,又具有投资银行的发行承销功能,更具有资产投资的证券化功能。所以,在我国对证券业、基金业和保险业放开资产管理功能之前,信托是我国唯一横跨货币、资本和实业三界的金融模式。
之于当下而言,我国信托业首先应重新正视“信托”二字的含义。所谓“信托”,其实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受托人,理应对委托人的投资尽心尽责,以规避和防范信托风险为首要。
在资产管理领域均已向券商、基金和保险放开的情况下,信托公司一直依赖的通道优势,已经大幅弱化,故而必须尽快加快业务结构转型。否则,信用度高、资产优良的融资方不可能选择信托,而只有信用度低、资产不良的融资方才可能选择信托。
无论是基于信托业整体资产规模的短期难降,还是考虑未来信托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当下信托业均应向监管层呼吁,尽快设立信托产品的二级交易市场,以便于信托资产的风险流动和风险分散。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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