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升值中全力保持经济竞争力(2)

　　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证说明,对于非霸权国家而言,决定汇率与财富相关关系的力量更为复杂。这里笔者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出像中国这样的非货币霸权国家要在货币升值过程中保持财富竞争力的两大关键:经济协调性和风险管理能力。非霸权国家货币升值能促成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点,在于汇率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如果一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或者出口贸易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优势,那么货币升值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不协调的,经济走强带来的汇率升值往往会给后续经济增长反向套上枷锁。唯有经济增长引擎多样化、可持续性强的国家才有条件实现货币升值和长期发展的“和谐”互促。

　　非霸权国家的货币升值不仅伴随着本身的基本面改善,还与霸权国家策略性的货币贬值息息相关,而“世界货币”弱势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必将给货币升值国带来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如果一国金融体系建设尚处于风险识别、规避水平低下的阶段,如果一国宏观调控者无视“汇率幻觉”的存在走激进升值的羊肠小道,漠视“世界货币”滥发带来的全球通胀压力和流动性过剩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很可能由于金融风险的高速积聚和一并暴发造成无法抵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货币升值的风险并不仅仅来源于外部,汇率变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往往会使货币升值国经历资产市场泡沫化的狂欢,这实际上在一国内部产生了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两极分化带来社会风险将显著积聚,给国家经济增长带来难以估量的内部不确定性。

　　从历史转向未来,“十二五”时期,虽然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管理带来了些许困难,但中国经济增长将谋求“由外到内”的换挡,有理由相信,人民币有内涵的有序升值将让中国在全球财富分配格局中处于机遇更大于风险的境地。据IMF预测,未来五年,预估美国GDP的全球占比分别为19.382%、19.109%、18.808%、18.479%和18.127%,较三十年前下降6.653个百分点;同期,预估中国GDP全球占比分别为14.315%、15.004%、15.714%、16.448%和17.214%,较三十年前上升15.02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