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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蜗居”和“蚁族”,是形容2009年城市新移民生存状态最贴切的词,那么“逃离北上广”似乎诠释了2010年他们新的生命之旅。
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北上广”只是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但在更深的层面来看,“北上广”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崛起的超大规模城市的缩影,它意味着实现梦想的机会、展示自我的平台,但同样意味着拥挤的资源和艰辛的奋斗之路。
2010,“北漂”已经不是一种时髦,“逃离北上广”成了引领风尚的流行话题。
⊙记者 秦菲菲 ○编辑 衡道庆
别了,唐家岭
从“二次逃离”到“一次逃离”
唐家岭是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地。这里真正被关注是因为2010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造访唐家岭,目睹了一对蚁族兄弟的住宿情况,并且在听了他们自己创作的“蚁族之歌”后感动地流下眼泪。此后,仿佛一夜之间,唐家岭被推到聚光灯下。其实,唐家岭只是北京“蚁族”生活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地方在北京为数不少。
12月的北京,天气阴冷。记者来到位于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村。通往村里深处的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巷子的两旁有很多低矮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大多都是一层高的,外形没有任何特色。而且,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窗户。
租住这样普通的房间,除了一张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床外,房东是不愿提供其他额外家具的。房客也乐得省心——毕竟,住这样简易的房间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房租。
类似这样的场景,并非只在拆迁前的唐家岭才可以看到。北京上地附近青龙桥一带,西苑一带,中央党校东墙的坡上村一带,与国贸的双子大厦仅一墙之隔的后方,都布满了这样的城中村,这样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中国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潘晨光主编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目前北京地区保守估计“蚁族”有10万人以上,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据初步分析,全国“蚁族”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而随着“蚁族”渐入公众视野,旧村改造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北京启动了包括唐家岭村、夏家胡同村等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今日唐家岭,已不复往昔景象。
福缘门村也在被改造的行列。有村民对记者说,今年出租房屋的生意没有往年好,新来的客人很少,旧的主顾也在渐渐搬离。他们有的搬到其他地方,有的可能已经离开了北京。
200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刘泽一在求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受挫后,选择到北京一家民营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工作。
他对记者说,最初一年,12个月有9个月在外地出差,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吃的比猪还差,干的比牛还累。”他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税后收入为5000多元,除去吃、穿、住、行各种开销后,到月底依然所剩无几。
最终迫使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是他母亲的到来。远离家乡的刘泽一一直对家人说自己在北京过得不错,和朋友合租房子,工作忙碌充实。直到思儿心切的母亲到北京后,发现儿子所谓的“合租房”只是由两居室中的厨房改造而成,里面非常局促,仅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简易衣橱等家具。房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交错分布的各种管道。
在祖辈人心中,孩子能有机会跨进大学的门槛就是“有出息”。可眼下,大学毕业后的孩子过的竟是这种生活,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母亲当时就受不了了,流着眼泪说,“儿子回家吧!”刘泽一略带羞赧地对记者说,这最终推动他毅然决然地踏上离京返乡的路。
其实,有着类似想法的可能不在少数。某招聘网站对7000多名白领的调查显示,八成白领有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念头。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注意到“逃离北上广”这一现象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他笑称:“压力太大了,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会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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