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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一个中国,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昨晚趁着“两会”休会,请大学时候的老师吃饭。老先生年过耳顺,从国企老总位置退下来已一年有余,他是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是最后一次进京参加政协会议,明显感觉到老先生变得放松了,随和了,不像以前那么时刻小心翼翼。
席间谈起政协委员马富才(曾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石油董事长)分组讨论透露,目前中国成品油价格中,税收比重达44%-45%。“从加油枪加到消费者身上的油价中,增值税、养路费、教育附加、城市维护,名目繁多。”我不禁有些忿然:“为什么他当中石油董事长时不讨论这个问题,非得到退了休无力解决时才提出来?!”
老先生笑了,同样身为退休政协委员的他,对此有务实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一番剖白听来令人唏嘘。
“政协委员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任职后期或退休不久的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种制度安排——既能适当延长这一人群的职业生涯,又能使他们在新的平台转换角度审视自己曾经从事的行业,从而更好地达到建言献策的目的。以老马为例,他任中石油董事长时,估计脑子里大多是销售额、利润率、管理架构、企业战略。也只有到了政协,他才会去真正花时间琢磨,老百姓买了我的一升油,其中有多少是买油钱,多少是交税费。
“坦白地说我和老马一样,在国企老总位置上时,都是从企业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不会过多从老百姓或者政府利益角度考虑。还是拿税费举例:其实任何一种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都包括了不低于30%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税费。国有企业不可能也没必要偷税漏税,但还是有些变通的办法。税高了?我会和税务部门协商,申请相应的减免政策;费多了?我就找政府协调,进行一些部门间的利益平衡。这些方面国企总归要方便一些。如果都行不通,我就提高销售价格。
“国资委对国企‘一把手’是有考核指标的,如果连续几年不达标,就得下课。考核指标里并没有这一项:让一把手去考虑公司产品及产品价格对老百姓收入的影响。现实地讲,国企老总在任上把企业做大做强,把企业员工的收入提高,让国资委对企业认可,就算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至于说这家企业是不是依靠垄断性资源获得了利润,是不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态的平衡,是不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那可不是一个国企老总应该去考量和评判的事情,否则的话,就在这个位置上干不长了。
“政协开会时,退休委员确实比在职委员敢说敢写敢放炮。一方面,在职委员不可避免地顾忌要多一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退休委员可以更纯粹、更无羁绊地审视和反思以前所处行业的问题,转换了角色以后能够更全面、更宏观地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
“以我自己为例。前几年我提交的多是要求政府如何更好保护国有企业的议案,这两年我提交的议案都是关于如何降低行业的进入壁垒,如何引导民营企业在这个行业内发展。”
曾经有人调侃,说退休官员敢说真话是因为落差很大,很不适应,因此就开始“炮轰”,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找回昔日的权威。在老先生看来,并非如此,“至少我认识的相当多退休的政协委员不是这样:偌大一个中国,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饭后送老先生返回酒店,看着他孤零零走进酒店大堂的背影,不禁回想起几年前,也是在“两会”期间,也是在这家酒店,他被前呼后拥的情形——此刻的老先生似乎要更高大,更厚重一些。只是这些提案有多少会引起重视?我想起了另一个政协委员的总结:政府各部门想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提了有用。如果不想干,你要一直提到它们想干时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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