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最快的城市化 有速度缺深度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 蔡昉

　　中国城市化水平目前为46%，即按照常住人口统计，这个比例的人口在城市居住至少半年以上，无论他们的户口登记地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很显然，那些在城市打工超过半年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也被统计到这个城市化数字中了。如此统计，不仅城市化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速度很快。过去30年以及过去10年，中国实现了年平均3.2%的城市化速度，即城市人口比例每年提高3.2%。按照国际标准，这已经是全世界最快的城市化速度。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城市化，其作用是否发挥到了极致，是否能够持续呢？

　　我们先要来回答城市化到底意义何在。城市化不在于人口比例，而首先在于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或外部经济，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人口聚居产生对服务业的更大需求。针对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课题，城市化的最重要意义是创造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第三，上述效应的一个后果，便是城市化对就业的拉动。2000-2009年期间，城镇就业相对城市化的弹性为1.19，即城市化率每提高1%，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就业增加1.19%。

　　因此可见，把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统计在城市化率中，可以显示他们转换了就业类型，城市化的就业效应得以发挥。然而，如果从城市化对消费需求的推动来看，效果却没有充分显现。那些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与城市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的充分覆盖，在诸如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也没有获得均等的权利。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旧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属，依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功能。虽然这个城市化率达到了46%，但是，目前真正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只有34%。这两个百分比的差距，可以表示城市化未能发掘出来的消费潜力。

　　我们再来看每年3.2%的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在将来的10年、20年中究竟能否得到保持。我的基本判断是目前的速度难以维持。首先，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速度减慢，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其次，通常在城市化水平为45%左右的基点上，城市化率的年平均提高速度通常在0.8%至1.6%之间，而中国目前正处在这样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而城市化增长速度却大大高于常规水平，意味着将来不可避免要减缓下来。固然，以现行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方式，人为推动一个较高的城市化速度，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这种做法既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也不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人们常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在工业化已经高速成长，甚至伴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加快城市化以形成需求导向的新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所以，如果仍然希望仰仗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城市化的一定速度是必需的。既然传统推进模式难以维持既有的速度，我们则需另辟蹊径。

　　以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为主要内涵的深度城市化战略，有利于打破这个城市化困境。怎么实施深度城市化战略呢？其实，答案就在眼前。事实上，保持高速城市化我们还有巨大潜力。简而言之，即使按照常住人口概念统计的城市化不再增长，使目前已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获得非农户口（大约为1.7亿人），也可以在实质意义上推进城市化。换句话说，消除46%与34%之间这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使今天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成为一个新的消费需求群体，至少可以为今后10年贡献持续的城市化功能。何况，我们并没有穷尽城市化发展的潜力。

　　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市化面临两条可行且有效途径。一是通过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为农民工就业和居住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与保护。在此基础上逐步把制度建设推进到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以及城市化与非农化的同步。二是让那些稳定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放心扎根城市，稳定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和储蓄模式，从而充分挖掘他们作为劳动者、创业者和消费者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