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经济严峻 面临内外挑战

　　——中外学者纵论“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走势”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把握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稳定之间的平衡，将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经济今年能否开好局？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分析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19日在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说。

　　在其主持的以“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走势”为主题的单元，与主持人一样，演讲嘉宾也都提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挑战，特别是国内的通胀。

　　“怎样把握控制贷款投放的力度？怎么样把握好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的运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怎样避免加剧投资过热和扩大财政赤字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关注。”吴晓灵说。

　　樊纲：通胀提醒中国提高能源效率

　　“中国今后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加快提高能源效率，认真思考粮食安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

　　中国去年年度通货膨胀是3．3%，月度通货膨胀曾经达到5%，与之前相比都不是很高，但民众为何反应非常强烈？樊纲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次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一定程度的泡沫相关，所以很多人谈价格时，实际上谈的是货币能买什么东西，很多时候他谈的是房价。第二，中国这些年来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70%的低收入阶层主要的消费大部分还是食品，因此整个CPI虽然不高，但是食品价格涨10%时，占比较大的低收入阶层感觉就会非常明显。

　　“首先是因为货币太多了，流动性太多了，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因为2008年底到2009年中国第一次采取了所谓宽松的货币政策，多发了很多货币。加上2009年当贸易开始恢复之后，尽管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但是投资大量增加、外资流入增长大幅度提高。”樊纲说：“尽管2010年中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货币增长在2010年进一步加速。”

　　他认为，大货币量是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重要源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因为央行可以通过货币回收政策和对冲政策把一部分货币锁定，目前中国的货币量中有30%是锁定不能流通的。

　　“正是这些政策，加上利率的调整等，回收了大量的货币，使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得到了改善，这也是我们预期今年通货膨胀率会稳定在4%以下的原因。”

　　此外，过去20年一直到现在，M2（广义货币供应量）供给目标的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GDP实际的增长速度，这就使得中国货币供给长期大于实际需求。过去由于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化，可能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转轨，但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这种政策的时候了。“如果这方面能够加以调整的话，使得中国货币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通过提高货币效率、加快货币的运转，逐步降低准备金率这样的方法才能使中国逐步恢复到相对平衡的轨道。”

　　除了货币的问题，樊纲说，这次的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因素是受到外部影响。首先是QE2（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提高了美元贬值和商品价格上涨的预期，使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此外，由于天气和石油价格的上涨，世界生物能源的生产大幅度提高，从而推高了世界粮价，也推动了中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中国今后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加快提高能源效率，第二是认真思考粮食安全。

　　刘遵义：下调GDP目标体现中国重视质的增长

　　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认为，“十二五”规划下调GDP增长目标是非常积极的现象，反映出中国政府进一步强调经济质的增长，而不是量的增长。

　　最近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将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从此前的年均增长7．5%下调为7%，刘遵义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决心，进一步强调经济质的增长，而不是量的增长。“这个目标最大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型，从外向型的经济增长变成内需型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强调了创新对于发展的作用。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实现。”刘遵义说。

　　他认为，GDP增长目标的放缓是非常积极的现象，下降可能对就业的影响不会那么严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非常强劲，还是两位数的增长，这就指出了中国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

　　刘遵义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尤其是“十二五”期间的表现表示乐观。“‘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绝大多数目标甚至会超预期完成。中国的GDP可能会有8%的增长速度，而且能够把通胀控制在4%左右，我对这些目标比较乐观。”

　　对于通胀，与樊纲的观点不尽相同，他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比较普遍，如钢铁、水泥、玻璃等，因此在这些货物价格上不会出现非常大的通胀。“CPI的上升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农产品（000061）价格的上升，对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从货币政策方面很难有所作为，所这也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必须学会适应这样的周期。”

　　此外他分析，尤其是农产品的存货会对价格有所影响，中国的粮食储备非常充分，这有利于稳定价格；在资产价格方面，虽然有一些泡沫，但可以得到抑制。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给房地产市场提供非常稳定的，而且是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价格的房屋供应，最关键的是控制资产的价格，这样就能降低价格的上升势头。”刘遵义说。

　　迈克尔·斯宾思：新兴经济体保持高速增长不是奢望

　　“我想在未来，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下去不是奢望。当然发达经济体在北美和欧洲的复苏乏力，会对各国的增长目标都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思对中国等新兴未来的发展趋势表示乐观。

　　提到中国，他称虽然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状经济体况不错，但也有一些挑战。“控制资产泡沫和通胀是很大的挑战，当然我认为它是可以被控制的。还有那些相对来说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入，也会在某些领域改变一些竞争的态势。”

　　“中国的生产率在不断地提高，实际工资和产出迅速地复苏；同时，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高，这些都是中国未来能够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迈克尔·斯宾思说。

　　他认为，从全球环境来看，中国已经带领着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危机中很快地走出来，但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依然乏力，而且发达经济体在复苏过程中积累了很高的公共债务。

　　对于美国，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增长和就业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分化，过去20年所有美国就业累积的增加量都是在非贸易部门，如今那些和贸易有关的或者高附加值产业的就业情况还不错，但在非贸易环节当中，低附加值产业已经无法贡献就业了。

　　“在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我们看到在西班牙等其他南欧国家也出现了危机，美国的债务推动了包括资产价格泡沫在内的新一轮泡沫。但是目前还没有进入特别危险的境地，我们不能够把宏观稳定和财政状况的相关联系完全拆除。” 迈克尔·斯宾思说。

　　此外，迈克尔·斯宾思认为，美国货币政策或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也造成了的影响，尤其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方面造成了一定的问题，加大了他们在商品价格和通胀方面的压力。

　　迈克尔·斯宾思提醒，全球经济的投资率出现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非常大的下滑趋势，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投资率要低得多，“未来发展中经济体要举起大旗了，发展中经济体未来可能要增加20%的投资率，要不然我们可能出现的就是资本短缺而不是资本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