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变革受利益集团羁绊致国家陷中等收入陷阱(3)

改革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要解决所有问题，关键还是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当然未来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较过去会有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可能会有明显的下降。王一鸣判断中国经济已开始进入到一个减速的阶段。

但在王一鸣看来，增速减缓并不是坏事。从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们都经历过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过程，日本在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3.30 -2.37%]危机后，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生产、支出、收入等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可见，只有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之后，结构调整才能实现。

所以，他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是一个时间窗口，中国要做的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最大程度化解风险，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途径。那么，如何推进这种转型，王一鸣进一步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应对：

第一，坚持扩大内需。他强调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是提升消费。过去这些年特别是本世纪依以来，中国消费率一直是缓慢回落，2010年零售额只有15.4亿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来算相当于美国的40%，但这同时意味着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没有充分开发的内需市场。所以，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的扩展，消费规模的扩张，中国经济会有新的增长动力。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会占全球的14.1%。

他还提出，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第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产业的基本特征是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所以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思路要改变，不是单纯调整产业链比重关系，而是要突破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技术服务的各个环节，把中国服务做大，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实现从价格竞争走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为主的转变。

转型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低效益高排放向高效益低排放的转型，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工业，同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现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创造更多新的商业模式。

第三，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很多国家没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科技创新的问题。过去这些年，中国研发投入增长非常快，但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研发平台建设比较薄弱。因此，要增长科技创新能力，首先就要解决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的问题。其次，要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即单位劳动力人力资本产量的提高，这是增强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键。过去中国人力资本投入虽然有大幅提升，但相对于物质资本投入来说速率要慢很多，这意味着中国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还很大。

第四，积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上升时期，正好是排放增加的时期，中国目前的形势就很严峻。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必须得到控制。同时，要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投入。

第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9.7%，每年差不多提高一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王一鸣认为，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把现有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样各种资源都会被充分利用，而且消费需求也会释放出很多。

第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高速公路带来中国区域格局的明显变化“原来说中国存在区域差异大的问题，但在现在看来这又是一个延续中国高增长期的独特条件”，王一鸣称。根据验证模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就会向其它国家转移，而中国现在沿海失去了优势，可以向内陆地区转移。金融危机以后，最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市场。在产业生命周期拉长的同时，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会随之拉长。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就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最主要是提高国有企业的上缴红利。其次就是调整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主要体现在居民个人所得税上。还有企业和居民的关系，需要通过制度再造来提高工资率。再从二次分配来看，我国公共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低，所以要扩大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的覆盖面。

第八，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王一鸣强调，要解决以上所有问题，关键还是改革，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当然未来改革不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问与答

提问：请解释中国之前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实现转型？

王一鸣：原来传统的转型概念是所谓的粗放型向节约型的转变，这个概念来自于苏联，因为苏联以前的发展方式是资源的大规模粗放投入型，直到苏联解体的时候都没有完成转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在于体制。它的体制缺乏市场配置，缺乏竞争，单靠政府计划配置，这种转型很难实现。

我国现在的转型内涵要比以前丰富的多。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转型，一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二是产业层面的调整，三是要素层面的调整，就是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二五”规划将转型内涵进一步丰富，包括了很多外部的问题，如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改善等。而转型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体制的调整能不能跟上。转型过程中需要战略层面的设计，但最根本还是要进行制度改革。

提问：中国三大银行资源占到全球的40%，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一些中小企业却得不到投资，请分析下金融行业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王一鸣：现在金融业分为银行业务和非银行业务两大板块，银行业务里第一层面是四大国有银行，第二层面是浦发、招商、光大、中信等十几个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三个层面就是小银行，但是我国的小银行还很缺乏，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业的不开放造成的，很多民营企业进入不了金融业。

另外，谈到信贷资源的问题，四万亿计划实施以后，随着通胀的出现，央行开始紧缩，提高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基本的策略是保留原有的贷款项目，不贷款给新项目，这样银行间的资金差异利率就非常高，再加之民间资金率很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成本就大大提高。而国有商业银行原本盘子大，在决定信贷额度的时候必然占有的资源就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银行业的开放，让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去，发展中小银行，竞争充分以后，银行的效益就会大大提升。现在人大正在制定储蓄保险法，储蓄的保险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中小银行的风险就会小很多。

提问：您刚才说，人口结构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不是可以考虑允许放开二胎？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关系。

王一鸣：现在社会上有舆论称，劳动力供需形势变了，应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但我认为这需要仔细研究。第一，劳动力到峰值以后减缓的曲线是很缓慢的，尽管劳动力供需形势有变化，但放开人口政策的这个点还没到。第二，中国就业压力依然很大。所以，目前决策层面的说法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在我的理解中完善大概是要分三步走，现在第一步已经在做，就是两个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二步是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三步就是不管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两个孩子。

关于消费率和投资率，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投资率过高，转换成生产能力后内部消费不了，只能靠出口，出口之后就变成外汇，所以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三万亿，这意味着资源的闲置，而且各种各样的投资实际上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但居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所以必须矫正原有的发展模式，提高居民收入，才能有能力去消费，而这同时投资也就会下降。从国际经验来说，消费贡献较大的国家，一般经济增速不会很快，而投资占比高的国家，经济增速会很快，但中国需要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是靠投资拉动的短期的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