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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G20将在南京召开会议。今年的G20峰会将在法国召开。作为该峰会的首倡者和美元体制改革倡导者,法国总统萨科齐终于等到了担任主席的机会,国际货币体制多极化似乎也迎来了“主观推动”的历史机遇期。
尤其是危机后一向力挺美元体制的日本政府(除了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已经悄然掌握了挺进国际货币多极体制战略前沿的先头部队,日本跨国企业已经展开多元货币的市场实践。
日本经济的“常识”变成“误解”
美国金融危机后,日元持续升值,独步走高,2010年8月,日元美元汇率更是逼近1995年来的最高区域,持续至今,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强势货币。但日本的跨国企业收益反而增加,对日元升值的“抵抗力”明显增强,折射日本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改变。预示着日本跨国企业抢占国际货币多极化体系战略前沿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
从传统上看,目前各界关于日本经济通常有三大常识性的定论:一是战后日本靠“贸易立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较高,即出口依存度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是日本对美国市场依赖深重,日美摩擦几十年,“日元美元汇率”成为衡量日元币值的核心指标;三是日元国际化战略失败,日本出口仍多以美元计价,日元升值,则企业收益恶化。
但现实是,这三大定论已经几乎同时被颠覆。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中的常识性认识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现实中,日本经济的出口依存度(纯出口占GDP比)仅为13%,远低于韩国的50%、德国的41%,仅高于美国的11%。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倒数第二。显然,部分日本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被误解为日本经济的“出口依存度”。
其次,“日元美元汇率”的指标地位已被颠覆。在现实交易中,日本企业的直接竞争对手是韩国企业,因此更关心韩元汇率的变化,即当韩元升值时,日本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而当韩元贬值时,日本企业的日子难过。反映在股市上,“日经股指”也呈现了与韩元汇率联动的迹象。
其三,日本企业对世界出口中,美元计价比例只占50%,日元计价比例已高达41%,尤其是对亚洲的出口中,日元计价比例早在2002年就已超过美元,只是在大宗商品的进口中更多以美元结算而已。从近年财务省的“法人企业统计”看,日元对美元升值期,恰是大型制造业企业收益增幅高涨期。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推算,201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汇率损益平衡点已高达“1美元兑67日元”,尤其是造纸、石油、煤炭行业的日元升值抵抗力更强。
货币结构变化推动经营方式调整
日本经济的“定论”转变为“误解”,与日本经济的增长结构和国际货币结构,以及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有直接联系。1952年IMF认可1美元兑360日元固定汇率后,日元美元的联动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曾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而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日元美元汇率更堪称关乎日本政府和企业核心利益的战略指标。“日元恐高症”也由此成为日本朝野的通病。
但1999年欧元诞生、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启动,国际货币格局开始发生真实变化,多种货币组合与平衡不仅成为日本政府平衡外汇的政策手段,也成为日本企业提高“日元升值抵抗力”的新方式。在日元呈现趋势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开始利用国际货币结构变化,着眼“三大货币圈”,加快对外投资与合作,展开全球性产业布局,平衡汇率风险。
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更是抓住世界经济重心转向新兴市场国的机遇,展开“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与现地货币结算”的新战略,进一步化解了日元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而随着东盟自贸区建设加速,区内各国相继废除关税,日本企业及时借用其内在的“比较优势”,展开“邻国战略”,平衡汇率风险。如,日本企业在泰国生产的产品,在印尼有竞争力时,便出口给印尼,而不拘于在泰国销售。而东芝等旗舰型企业甚至开始尝试转向事实上的“进口商”,即利用“外包法”,展开美元计价的全球采购和现地采购,再以日元计价方式“逆向进口”,在日本销售,巧用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确保汇差双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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