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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最重要的是关注中等收入阶层。亚洲国家,以韩国来说,1960年人均收入是67美元,现在是2万美元,道理很简单,由于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收入差别变低,国内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带动产业迅速发展只有提高居民收入,拉动内需,社会经济才可以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思路目前阶段受到了挑战,现在应该是以需求为导向。消费产业是最大的产业,现在提倡开放服务业甚至文化产业,这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市场的发展优于生产的发展,把中国打造成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奠定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病根
时代周报:许多国家都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中国的现状也让不少人担心我们难逃魔咒。目前看来,中国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陆铭:中国的确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苗头,譬如收入差距过大、劳资纠纷增多等现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同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多是小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单一,经过最初的经济起飞期后,由于缺乏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在技术、人力资本的提升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可是,又由于这种提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他们的发展中断了,经济停滞明显。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优势在于腹地够大,可以实现经济的多样性。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程度,但是很多中西部地区可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状态,这样就给了一个缓冲的空间。除此之外,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些问题在别的国家并不突出。
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要破除“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制度的差异性去思考,而且尽管解决方案很多,但要有一个先后次序,找到一个突破口。至于这个突破口,我个人认为是打破城乡分割、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失衡,问题都出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个病根上。
另外,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要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公平分配,政府的职能也必须转变。当下的中国要克服一个思想误区,即以为任何事情都要靠政府干预才能解决。事实上,有些地方恰恰是因为过度依赖政府引导,反而导致了低效率和寻租现象的发生。政府要引导,但必须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引导。
王志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灰色收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贫富分化,社保也是。缩小收入差距,有很多微观的措施,必须对户籍、社保政策改革,必须征收针对有钱人的升值税。在英国买股票,用资产来赚钱,赚了100块,政府会从中收取20块,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税收。最下面的个人所得税虽然比较低,但个人和企业支付的社保的钱很多,是工资的30%以上。这应该由国家来承担。但我觉得贫富分化5-10年年内可能很难改变。
曹远征:从韩国的经验来看,绕过‘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靠消费,扩大消费一定得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是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成长就要缩小收入差距。韩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最强,于是它就变成大众消费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不是道义上、社会公正上的要求,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个经济战略问题。
张仁良:最重要的是居民收入的增加,收入差距的缩小,和谐社会要持续发展,应该从财政政策来应对,考虑怎么提高居民收入、贫富悬殊怎么解决。
将减税作为一个目标
时代周报:那么怎样才能缩小收入差距,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李维森:关键是减税,提高工资。应该把减税有意识地定为一个目标。税收主要不是工薪税的问题,而是高额的流转税。目前上海的物价高于一些国外大城市,名牌产品、牛奶都贵,税都在其中。一定要转变一个观念,现在各级政府讲政绩,都会强调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财政收入增加不是件好事。学过经济学就知道,税收有个漏筒效应,收的税总有一些损耗掉了。把它留在百姓那里、企业那里,留在民间,才会花到有效的地方。在目前情况下,只要保持财政收入就行了,不要涨。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超过GDP的增幅。什么时候老百姓的收入超过GDP的增幅,中国就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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