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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投降后,日本人平静地接受了战胜者。美国人没有清算战争责任者,而日本政治家们把国家主义作为辅助胜利者、凝聚失败者的手段。岸信介是战前统制派的官僚成员,先后担任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和国务大臣,负责战时的统制经济。这位甲级战犯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因为1960年1月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引起国内的反对,他的内阁于当年6月垮台。
日本的国家主义经过了平稳过渡。统制经济有功于战后的经济起飞,也很有功于过去20年的经济不景气。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国家主义不像战前那么嚣张,这也许是因为机会没到吧。
思想溯源
把日本右翼的远方源流放在对右翼介绍的后面,不是倒错时间的流向,而是为了突出近现代。现实政治问题可以追溯到哲学思想和战略思想。但我们必须小心,不可过度诠释这种追溯。
日本人把天皇当作神,万世一系。在相当于中国隋朝的时期,圣德太子(574-622)制定宪法,以“和”为第一原则。这是“大和”的来历。由此,日本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社会等级森严,且有一个神。神是天皇,不可推翻。这迥异于中国的统治权位于道德之下的思想传统——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崇高的道德,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日本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忠”。森岛通夫在《透视日本》中说:“在中国,儒教的‘忠’,其含义是对自己的良心或自己本身应当诚实。但在日本,则被解释为对君主的忠诚。”其实,中国的“忠”具有两面性,既有对良心的忠,也有对帝王的忠。日本只学去了不好的一面。日本儒学中少有“仁”,而日本化的佛教日莲宗有暴力倾向,这两个特点在20世纪很突出。
到了明治维新时,日本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天皇不仅是高高在上的神,还直接指导国家政策。这是日本学习德意志帝国宪法的结果。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语》、1890年《教育敕语》,都要求“忠君爱国”,在军队和学校培养爱国者。日本人紧密地团结在天皇周围,爱国情绪也高涨了,右翼就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壮大,各派都把无限忠于天皇作为他们的第一要务。
那时,世界的殖民扩张还没有结束。日本是一个好学生,无法抵制跳上殖民主义末班车的诱惑,扩张势在必行。但是,日本文化中缺乏战略思想,而这种缺乏又是由哲学思想的缺陷造成的;而地理的原因则是岛国的先天缺陷。因此,右翼推动的军事扩张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说,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标轴,即缺乏“力图定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那种核心性的”思想传统,日本因此丧失自我。其实,这个判断也大致适合今天的中国。
(作者最近新书 《地缘大战略》两卷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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