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抢蛋糕还是做蛋糕?
进入2月份以来,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新要求,北京周边地区全面铺开了对接北京产业转移的工作,不少地区甚至为此新建了一批产业园区虚位以待。例如,河北省保定市在市区及安新、涿州、高碑店、涞水、涞源等县(市)新谋划了17个产业园区,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园区已达34个。
然而,对于当前各地对北京疏解产业和功能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期待,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认为,北京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各地应根据该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正确评估北京产业转移的规模与方式。特别是在京津冀范围内,与其盯着北京的产业“存量”,不如一同做大“增量”中寻求协同发展的机会。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在京津冀由‘产业分工’向‘功能分工’的转变中,北京应只做0.5个产业。”
北京能转什么,动力有多强?
不过,说近十年三地在推动协同发展上进展不大,也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以河北为例,据统计,2012年河北承接中关村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36.3亿元,由2011年的全国第8位上升至第3位,这表明合作在不断深化。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带给河北的‘希望’未免有点过高。”采访中,赵弘坦言,“你想想,河北有11个地级市、100多个县级单位,如此庞大的合作体系,仅北京一个城市很难对接。”
2013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6.9%。“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北京可以转移的产业其实已经转得差不多了。”在赵弘看来,北京的国有企业中,公共事业领域占很大比例,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民营企业中,以中关村为代表,政府可调控的存量对象也并不多。
与此相关的另一组统计数据,又让人相当惊讶。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陈智国介绍,2012年北京市批发零售从业人员达到124.6万人,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11.6%。“每100个人里就有11个人在搞批发零售,北京市第三产业中很大一部分是靠批发零售来带动,这并不符合首都的产业和功能定位。”
不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首都经济研究所所长祝尔娟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一个有2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必须有低端服务业进行配套,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态体系,低端服务业并不可能都转移出去。”
“与上海相比,北京市面积较大,产业外溢的压力相对较小。”赵弘说,目前,北京部分郊县发展仍然相对落后,产业规模也比较弱小,北京市单个行政辖区内尚未做到协调发展,跨越行政区划的功能、产业、人口转移难度究竟有多大,可想而知。
根据赵弘的研究,近十年的北京新增外来人口中,朝阳区占20.5%,海淀区、丰台区、大兴区、通州区均占11%以上,而相比之下,延庆只占0.4%,平谷占0.7%,密云占0.9%。“难道北京市政府不愿意平谷、延庆发展起来吗?”赵弘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政府已经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直接调控,只能是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例如,建好通勤圈。
河北虚位以待,期望是否过高?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也表示出了与赵弘一样的担忧,“一个城市的产业体系和功能体系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是不是河北所有的城市都能接纳北京的产业转移?这恐怕不太现实。”李国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
“当前这种承接产业转移的愿望‘遍地开花’,也是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集中反映。”赵弘认为,“与其‘撒胡椒面’,倒不如让有条件的市县重点对接,对周边形成‘反磁力’。”
在赵弘看来,河北省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北京可以转移的资源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分散下去,最后很可能是“不见动静”,不见成效。
在产业转移中,转出与承接相互作用。“转出地有多大积极性,承接地有没有充分条件,这些衔接不好的话,结果就是要么转不动,要么转了就死掉。”李国平指出,按照河北当前的客观条件,基本能够承接一般制造业的转移。但如果想让承接来的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再上一个台阶,能够带动本地经济发展,有效参与区域竞争,那么,转移便要与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河北经济一定要走向加工型和服务型,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目前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中,河北省一直都表现得最为积极。但有一个现象与此形成强烈反差——京津两地的科研成果转化与一些产业配套中,相当一部分舍近求远,跳过了近邻河北,去了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
对于这种现象,赵弘认为恰恰反映了河北在市场完善性上有差距。“所以,河北更加需要选择几个重点区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善服务体系和产业链条,形成集聚效应。”
“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再加上河北也在进步,如果在政策上进行引导,未来完全可以在京津冀这一空间内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李国平对此保持乐观。不过,他也提醒说,“但也不可能要求北京所有的科研成果都在河北、天津寻求转化。北京是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有义务向全国辐射,应把选择的机会交给市场。”
祝尔娟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京津应该联合起来。“京冀合作多是互补性合作,相比之下,京津合作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展开,例如金融、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特别是海港和空港合作。”
对于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关系,陈智国建议,下一步在国家顶层设计当中要特别明确,这两个地方要如何实现差异化发展。
存量空间不大,如何做大增量?
当前,北京周边不少地区已经明确表态,绝不会承接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也认为,京津冀应该合作做蛋糕,而不是简单分蛋糕,更不是你争我夺地抢蛋糕。
“北京进入后工业社会,已经没有太多存量可以转移,但是可以瞄准增量。”赵弘表示,随着全球化进程,企业肯定希望在北京这个平台上获取更多的人才和资源,如果周边有地方具备条件,也不一定都要聚集到北京。
陈智国认为,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不简单在于经济规模、产业类型,更重要的在于产业竞争力、资源配置能力,而这些正是需要通过产业链分工、价值链选择来实现。
“京津冀之间应该从‘产业分工’变为‘功能分工’,北京只做0.5个产业,做一个产业的一部分,做高端环节,剩下那一半的生产加工环节,包括后台、呼叫中心都放在周边城市。”赵弘强调。
当前,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北京市服务业比重高但增速并不算高的原因在于周边制造业支撑不够。对此,陈智国却认为,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首都经济与全国经济的深度融合还不够,它不能只服务于北京制造、京津冀制造,更多地要在全国市场、全球市场中寻求高质量增长。”
对于如何做大增量,陈智国表示,产业转移、企业外迁只是表象,更多的是如何移植创新基因。不论是企业总部进京,还是企业从北京向外转移、科技成果向外转化,都不是一次性的。“要形成一个植根于北京要素禀赋的大循环体系,让需要借助北京国际平台、人才资本优势的企业流进来,让需要借助外埠区域成本优势、产业配套条件的企业流出去,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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